宏观贸易:规模失衡与结构性逆差的本质
越南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其深度与广度首先体现在宏观贸易层面。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越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一地位不仅体现在巨大的贸易总量上,更反映在两国贸易结构中存在的根本性失衡。这种不对称性构成了越南经济对中国依赖的最直接体现。
首先,双边贸易的体量本身就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越南海关的统计,2023年越中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719亿美元。而同年,越南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约为1250亿美元。中国作为越南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显著且稳固,其贸易额遥遥领先于越南的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反之,越南也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并已成为中国的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国。这种双向的战略重要性,深刻地将两国经济绑定在一起。
然而,在这种巨大的贸易规模之下,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越南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越南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越南对华出口额为612亿美元,而自华进口额高达约1106亿美元。这导致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94亿美元。这一逆差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持续多年的趋势。早在2014年,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已达到264亿美元。越南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对此“时常敲响警钟,但是收效甚微”。这种持续扩大的逆差,使得越南经济严重依赖中国的进口产品,从而在宏观经济平衡上处于不利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中越两国海关在贸易数据统计上存在显著差异,这本身也揭示了双边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例如,2023年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中越贸易额为2297.9亿美元,远高于越南海关统计的1719亿美元。这种差异的产生部分源于两国海关统计口径的不同,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复杂的跨境贸易模式,包括大量的边境贸易、转口贸易和非正式贸易。这种数据上的“黑箱”现象,使得越南政府难以精确掌握贸易全貌,也为日后制定有效的贸易政策和管理带来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透明和管理难度本身,就是一种依赖的表现,因为它削弱了越南的自主政策能力。
产业链深度嵌入:从“世界工厂”到“中国供应链延伸”
越南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其核心症结并不局限于宏观贸易数据,而是深深植根于其制造业的产业链结构中。尽管越南被誉为新的“世界工厂”,其出口额屡创新高,但这背后是对中国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深度依赖,使得“越南制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中国制造”的延伸。
这种依赖首先体现在越南制造业的“上游短板”上。许多越南制造企业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原材料。一个形象的例子是,生产一个简单的螺丝刀,如果由越南本地企业生产,成本高达3元,但从中国进口仅需1元。这一成本差异,决定了越南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动力进行上游的本土化生产。
越南的支柱产业——纺织服装业,尤其能说明这种结构性依赖。根据越南媒体报道,2024年前9个月,越南超过67%的服装面料从中国市场进口。尽管越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但其国内面料供应量只能满足50%的需求。这使得整个产业在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和成本上高度受制于中国。
在电子产品制造业,这种模式同样存在。越南已成为苹果、三星等科技公司的重要制造基地,但其生产模式主要集中在供应链中游,即为外国企业进行组装。产品的设计通常由美国、韩国等国家完成,而核心子部件的生产则主要由中国负责。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外贸现象,即“很多越南出口的产品,原材料来自中国,在越南组装好,又卖给中国等国家”。
中国企业的产业转移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依赖。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成本驱动型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及电子制造业的低端组装环节正在加速向越南转移。这些转移不仅带来了生产能力,也带动了上游配套产业链的迁移。这种关系形成了一种互补但不对等的共生模式。中国产业的升级为越南提供了承接转移的机会,而越南低廉的劳动力、土地成本和税收优惠则使其成为理想的承接地。然而,这种共生关系也固化了越南在产业链中的“中间环节”角色,使其出口的平均增值率只有55%。这不仅限制了越南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也使其供应链对外部波动(如边境口岸通关不畅)极为脆弱,导致出口,尤其是农产品出口的质量和数量受到负面影响。
投资驱动:中国资本如何重塑越南产业格局
中国对越南的经济影响,不仅体现在贸易和产业链的结构性依赖上,更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深度嵌入越南的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资本的流入,在为越南经济提供强大动力的同时,也深刻地重塑了其产业格局。
在FDI规模和结构方面,根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中国在对越南投资的14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六。尽管在累计投资总额上排名靠后,但中国资本正以一种“小而密”的方式加速渗透。从新批项目数量来看,中资新批投资项目在越南所有外商投资项目中数量领先,占比高达22.1%。这表明中国企业正以大量相对较小的项目,持续且广泛地进入越南市场。
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房地产和电力生产等领域。其中,加工制造业是最大的投资接收者,投资额超过51亿美元,占总额的57.8%。这种投资结构与前述的产业链依赖模式高度吻合。中国资本的流入旨在完善和优化其在越南的生产布局,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和低端制造环节。根据越南官方智库《战略研究》(Nghiên Cứu Chiến Lược)的观点,虽然中国在高速铁路、绿色能源、电子和5G技术等关键领域已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但对越南的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这揭示了越南在“吸引高端投资”的愿景与“承接低端转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此外,中国资本还广泛参与了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能源以及新兴的通讯和数字领域。这进一步增强了中越之间的物理“互联互通”。具体的项目包括计划连接河内和中国的高速铁路,以及中国企业承建的越南地标性大桥项目。这些基建项目的建设不仅为人员和货物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更将越南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物理网络深度融合。从战略角度看,中国资本扮演了“润滑剂”和“催化剂”的角色,解决了越南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和技术瓶颈,同时进一步将越南经济锚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这种投资模式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固化了越南在产业链中的“中间环节”角色,使其在未来产业升级和技术转移方面面临挑战。
国内视角与战略困境:从警惕到主动多元化
面对与日俱增的经济依赖,越南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媒体普遍抱有深层的警惕,并积极寻求多元化战略以降低风险。这些国内声音及其背后的政策行动,反映了越南试图在与中国保持紧密经济联系的同时,争取更大战略自主权的努力。
越南国内对依赖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越南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时常敲响越南对中国贸易逆差的警钟”。据《青年报》报道,越南总理阮晋勇曾明确指出,越南必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来自越南智库《战略研究》(Nghiên Cứu Chiến Lược)的评论也指出,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使得“越南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为应对这种结构性困境,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行动。例如,越南政府一直在组织与本地企业的会议,以推动本土零部件供应,减少对中国科技的依赖。为了应对转口贸易和原产地欺诈问题,越南总理范明政甚至要求制定“供应链追溯系统”并承诺“收紧对中国商品的管控”。这些措施表明,越南正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来解决其经济结构中的深层问题。
同时,越南通过积极参与多边合作,特别是签署和利用自由贸易协定(FTA),来推行其多元化战略。这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等。这些协定为越南产品提供了进入美国、欧盟等主要市场的渠道。例如,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在2024年前8个月达到779亿美元,同比增长25.4%。而实施EVFTA四年后,越南对欧盟的出口额增长了近50%。这些数据显示,多元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尽管越南政府和媒体认识到了依赖的风险,并制定了多元化策略,但现实的结构性困境使得这些政策的实施面临巨大挑战。例如,当美国在关税谈判中施压越南,要求其减少在本土组装设备中对中国科技的依赖时,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越南谈判代表认为美方要求“强硬”且“难以满足”。这种“知行分离”的困境根植于越南经济的内在结构。其制造业对中国成熟且成本低廉的上游供应链的依赖,无法在短时间内摆脱。即便成功吸引其他国家的投资,这些企业也往往依赖于中国的零部件供应。这使得越南处于一种战略夹缝中:既要向西方展现“去中国化”的意愿,又要面对中国经济作为其不可或缺的“上游”的现实。
结论与未来展望:共生而非单向,脆弱性与韧性并存
综合以上分析,越南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是多维度的,而非单一的。它并非简单的贸易往来,而是根植于宏观贸易的结构性逆差、微观产业链的深度嵌入,以及中国资本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战略性驱动。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但其力量是不对等的。中国作为“上游”的供应者、投资者和贸易伙伴,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主动权。这种依赖既是越南经济腾飞的加速器,也是其未来发展中潜在的脆弱性。
展望未来,地缘政治博弈,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将越南作为“去中国化”替代方案的战略,将继续深刻影响这种依赖关系。短期内,这为越南提供了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机会。然而,长期来看,这也可能使其陷入大国竞争的漩涡。越南经济的韧性以及能否在未来获得更大自主权的关键,在于其自身的政策调整和产业升级能力。如果越南能够成功吸引更多高科技投资,并有效提升本土零部件的制造能力,其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和经济自主性将得到加强。然而,正如《越南每日快讯》报道,这需要时间和技术支持,且目前仍面临巨大的挑战。
因此,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一个复杂、动态且充满张力的过程。它既非完全的单向依赖,也非对等互利。相反,它是一种不对等的共生关系,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伴随着深层的结构性风险。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利用中国经济的强大动力的同时,逐步构建起自身的产业韧性,将是越南政府未来十年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