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春季始，林彪示意他人编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意图对党辉煌的历史进行全面篡改，与此同时，大肆颂扬自身，为其策划反党夺权的阴谋布局营造舆论土壤。在庐山举办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势力暗中图谋，企图在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修订宪法之际，实现其成为国家主席的野心。

1970年8月18日午后二时，我有幸陪同毛主席乘坐专列，自杭州启程，驶向江西庐山，旨在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翌日，即19日，我们抵达了九江市。当天下午，我们换乘汽车，攀登庐山。在19日至21日的三天时间里，毛主席在那里专心致志地阅读与休息。

毛泽东与汪东兴

自19日起，我便全身心投入到庐山为九届二中全会筹备的各项工作中。8月22日午后两点，庐山三处毛主席的办公室内，召开了一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元帅、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同志以及康生同志均莅临了此次会议。我有幸获得许可，得以旁听，并肩负起记录的重任。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审议并通过九届二中全会的具体议程。

第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程涵盖两项主要议题：一是对即将提交给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进行讨论和修改；二是审阅国民经济年度规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中，毛主席提出，有必要增补一项新议题，即对当前形势进行深入的探讨。

“宪法修订议题的讨论，历经时日，已渐成热门话题。宪法委员会亦已召开了其首次会议。目前，全国各地正掀起一股热议宪法修订草案的热潮。”毛

主席郑重指出：“请各位同志先行审阅宪法修改草案。然而，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当前局势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均对毛主席的提议表示全力支持，并提出建议由毛主席亲自解读与形势相关的重要议题。

“请协商解决此问题。”

周总理进而对计划议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他指出：“自本年度计划会议召开至今，成效显著，仅仅五个月的时间里，我国全国范围内的生产效率就有了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的工作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毛主席随后补充道：“关于这次权力下放（即中央将部分管理经济、管理企业以及财政、物权、投资等权力下放至地方——作者注），虽然我们已有涉及，但地方对下放内涵的理解尚显不足，指导也尚显不明确。幸而，此次计划会议已经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周总理续言道：“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农业领域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发展势头迅猛，工业领域同样呈现出令人瞩目的良好态势。今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与既定预期相差不大。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里，我国经济曾经历了一段波动期。”周总理特别强调，到1970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已基本实现了“三五”计划所设定的目标。

毛主席曾鲜明指出：“自国家解放以来，我国已圆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大业。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艰巨任务。尽管在解放之前，这些问题亦曾存在，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蒋介石的统治时期，煤是否南运、粮是否北运，我们都处于蒙在鼓里的状态。显而易见，这一挑战需要我们逐步加以克服。如今，南方地区已发现了丰富的煤矿资源，而北方粮食生产也正稳步推进，向着自给自足的目标迈进。”

周总理曾精辟指出：“我国人民生活已实现显著改善。这一积极变革，无不与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息息相关。正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使得先进的生产技艺与宝贵的经验得以广泛传播。”

康生接过话茬道：“每当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心，无不显现出工作和生产的勃勃生机。这道理，亦无不适用。”毛主席闻言，轻轻摇了摇头，对于这种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关键在于我们应当依赖何方力量。有人倾向于依赖专家来管理工厂。在工业领域，我主张应当倚重专家、科学家，乃至外籍专家。然而，除了这些专业人士之外，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样至关重要。”

毛主席强调，在推进工业建设的征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运用专业人才的力量，这无疑也包括了外籍专家的智慧。同时，林彪紧接着补充说：“关键在于激发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同时，我们亦须紧密关注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各项事宜。”

康生直言不讳：“显而易见，部分县、市，乃至某些省份和城市，恐怕有必要召开党代会议。”

毛主席曾深刻指出：“党代会的召开，应当遵循自下而上的召开机制，亦或采纳自上而下的途径。”针对此观点，康生亦明确表示：“这两种方法都具有其实施的现实可能性。”

周总理洞悉全局，深刻剖析指出：“届时明年九月，恰逢九大召开两周年之时，各省、市、自治区将相继举办党代表大会。我认为，此举基本可行。”

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当前各地整党活动是否全面展开？对于淘汰落后环节的进展，是否觉得有必要加强力度？蒋南翔等干部是否适宜继续留任？”

所谓“挂故”，实则是指那些尚未妥善处理的党员干部，他们目前正处在一种暂时的搁置之中。（注：1968年，毛泽东主席在讨论整党工作时，提出了“吐故纳新”的指导思想。而“挂故”这一词汇，正是用来形容当时那些正接受处理或处于待处理状态的党员干部。）

毛泽东强调：“关于悬挂事宜，众说纷纭，然而，我注意到，现实中的各种反馈同样不容忽视，其核心在于我们的教育工作。”周恩来总理进一步补充：“有部分人长期致力于挂职工作，我个人认为，唯有真正深入基层，与民众同甘共苦，方为适宜之策。”

今日，大会的议程安排已圆满确定，标志着此次会议正式圆满收官。

8月22日晚上8时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期启动。与会者囊括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九届二中全会各区域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同志依次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所进行的深入研讨及所形成的相关意见。

在沟通之际，周总理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梳理。他提及，某些经济指标相较于文革初期已呈现下降趋势。但江青随即插话，坚决否认农业生产有所衰退。周总理紧接着反驳：“我所说的，是工业领域的状况。”

在深入讨论南粮北运与北煤南调这一核心议题时，周总理郑重地表示：“回望那段饱受日本侵华之苦的岁月，南北交通曾一度陷入严重瘫痪。至于我们当年应对南粮北调、北煤南调的挑战，我们的理解显然尚显不足。”紧接着，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三位领导人分别对常委会的讨论重点进行了梳理。在他们发言结束后，我便对相关情况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1970年8月23日午后3时，庐山礼堂见证了第九届二中全会盛大的开幕仪式。在会议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于礼堂内的私密会议室进行了集中。毛泽东主席向周恩来总理和康生询问：“哪位先发表看法？”话音未落，林彪立刻提出：“我有几项意见需要陈述。”（据毛泽东8月31日所写《我的一点意见》分析，标题虽为“一点意见”，实则似乎是对林彪“讲点意见”请求的直接回应——注解者）

林彪提出要发表演讲，周总理与康生随即回应道：“那么，请林先生先行。”对于林彪即将提出的观点，多数常委在事前毫无所悉。在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过程中，林彪并未就此议题有所提及。毛主席环顾四周，目光最终停留在了林彪的身上，随后开口说道：“那么，就请你们三位先发表意见。”话音未落，会议铃声随之响起，常委们依次步入会场，并在台上落座。毛主席亲自担任了会议的主持人，随后周总理宣读了会议的议程。作为首位发言人，林彪开始了他的演讲。

林彪一开头说：

“昨日午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常委会，并对会议议程进行了详尽的指导。近期，主席对宪法修订及人代会的筹备事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正是主席提出，将宪法修正案及人代会的召开作为核心议题。我认为，这一举措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在当前全球形势普遍向好的大环境下，召开人代会并修订宪法，不仅能够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将有力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并深化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简短的致辞之后，林彪旋即直奔主题。他简洁明了地开口言道：

在仔细审议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重要性。草案中不仅明确确立了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崇高地位，而且将毛泽东思想定位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规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至关重要。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核心要素。这种领导地位，已经获得了国内外绝大多数人的广泛认可，唯有极少数极端反革命分子除外。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前进或退步、胜利或挫折，无不与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否稳固直接相关。

他强调说：

“我们尊称毛主席为天才，我对这一崇高的信念始终怀有坚定的信仰。……在最新的宪法修订案中，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被明文写入法律条文，毛泽东思想也被正式确立为行动的指南。这一变革对我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且是我认为至关重要的内容。”

林彪激情洋溢地阐述着他的见解，其话语绵延不断，竟持续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显而易见，他对这些观点早已烂熟于心。在演讲之际，他紧紧握着讲稿，但他的论述并未对形势进行深入的剖析，也未提出任何新颖的问题。尽管台下的掌声接连不断，我却注意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表情逐渐变得不耐烦，不悦的神色渐渐显露。

周总理与康生的面容上，焦虑之情显而易见。相较之下，陈伯达显得分外专注。林彪的发言在下午四点半圆满结束。毛主席的目光随即转向周总理和康生，话语中隐含着不满，他指示道：“你们来谈谈。”周总理迅速作出回应：“计划的相关资料和材料早已准备妥当，无需我再作详细阐述。”康生也表示赞同：“宪法的说明材料已经发放给大家，我亦无需赘述。”话音刚落，毛主席便宣布会议结束。

随着夜幕低垂，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及各大区召集人共同参与的会议。此次会议旨在部署各组对宪法与规划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会议进行中，吴法宪强调林副主席的发言至关重要，他倡议与会人员务必认真学习，并提议重新播放林副主席的讲话录音。此建议立刻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可。面对这一形势，周总理顺应众意，决定次日清晨安排会议代表收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并在下午对林彪的讲话进行详尽的讨论。

8月24日的清晨，晨光初现，上午8时整，庐山礼堂内座无虚席，与会者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外，均已齐聚一堂。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林彪同志的讲话录音。我担任本次会议的主持人，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也亲临现场进行指导。录音播放了两遍，直至11点半，会议才缓缓落幕。

随着录音的播放，与会者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发言稿分发给大家。此提议立刻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显示出与会者的一致支持。周总理随即指示我向毛主席请示此事。会议结束后，我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相关情况。毛主席回应道：“既然大家意见一致，我也无任何异议，你就按照这个安排执行吧！”他还特别强调：“讲话稿必须经过林彪的严格审核，才能发放。”

我迅速拨通电话，将毛主席的指示转达给了周总理。总理即刻回应：“务必迅速行动，先行印发草稿，提交常委会审议。”我随即指派王良恩前往林彪处取回讲话稿，遗憾的是，他未能成功完成任务；25日，我再次派遣他前去，但仍未能达成目标。而在24日上午，会议即将结束之际，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将一份文件递给我，并郑重地叮嘱：“这份文件，务必要复印五份。”

恩格斯对马克思推崇备至，赞誉他为一位天才。“这部杰作，无疑出自天才之手，光芒四射。”

在卡尔·马克思的传世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亲自执笔，为其德文第三版撰写了序言。这篇序言被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二百二十一卷中。

列宁赞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浏览这些评论之时，你宛如亲临现场，仿佛能够真切地捕捉到那位天才思想家的话语。《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列宁在《列宁选集》第一卷的第769页，便以如此生动逼真的笔法，再现了这一场景。

2. “马克思之所以脱颖而出，乃因其对人类先进思想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所呈现的深刻洞察与独到的见解。” —— 语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收录于《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 马克思之所以独树一帜，关键在于他首次将全球历史发展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精准提炼，并始终如一地秉持与宣扬这一理论。这一理论，即世人熟知的阶级斗争学说。

《探寻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源头及其核心要素》——《列宁全集》第二卷，第382页

4．在《预言》这篇作品中，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对即将爆发的大战的精辟分析，并对其深邃的洞察力流露出了由衷的赞叹：“这无疑是一种非凡的预见之才！”相关论述可参阅《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至少十位具备卓越才能、经过严格筛选、经过专业训练和长期学习、且能高效协同合作的领导力量，我国社会各层级将遭遇挑战，难以保持持续的坚定斗争。详见列宁《怎么办？》第一卷第4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构建起各自的理论体系，这不仅归功于他们非凡的才华，更在于他们亲身投身于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澎湃洪流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64页“实践论”

8月24日的午后，各小组纷纷围绕林彪的讲话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核心成员，在各自的讨论小组中纷纷各抒己见。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同一则名言，严格遵循事先约定的统一口径，使得讨论现场瞬间达到了高潮。下午3时，陈伯达踏入华北组的讨论场地。他一到场，恰逢一位同志情绪激昂地发表见解。主持人立刻打断了他的发言，示意陈伯达先发表自己的观点。

陈伯达说：

我坚决支持林副主席昨日发表的言辞犀利、分量十足的演讲。在演讲中，林副主席明确指出，本次宪法修订将毛主席尊崇为伟大的领袖、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影响。该条款的纳入过程历经波折，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无疑是对斗争成果最生动的证明……

时下竟有人胆敢放肆评述：“毛泽东同志才智卓绝，创新性地、全面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定地捍卫与发展，将其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此等言语，实乃讽刺之极。……更有一些人，假借毛主席谦逊的美誉，试图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更有过之者，宣扬世间并无天才，却自我标榜为天才。须知，恩格斯曾多次高度赞誉马克思为伟大的天才，其著作亦被尊称为天才之作。

“听闻毛主席卸任国家主席的消息，部分反动势力竟喜形于色，兴奋地翩翩起舞。””

当时，我也沉浸在华北小组的热烈辩论之中。陈伯达以他特有的福建口音发表见解，旁人往往难以捕捉其真谛，只能依赖懂得他乡音的同志为其进行诠释。提及“欢喜得跳了起来”这一画面时，他的情绪尤为激昂，手舞足蹈，形象生动地进行了描绘。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时强调：“林彪同志在众多演讲中，对毛主席的赞誉无以伦比，尊称其为最卓越的天才。他坚信毛主席的学识和智慧胜过马克思、列宁。如此崇高的评价，岂能轻易抹除？我坚决反对这种态度，即使面临生死考验，也绝不允许撤销这一评价！”

在西南地区的讨论会上，吴法宪情绪亢奋地强调：“针对宪法修订中对毛主席在马列主义继承、捍卫与发展方面的卓越贡献的表述，有人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对毛主席的讽刺。听闻此事后，我感到非常愤慨。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就等同于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挑战，以及否定了林副主席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序言中的肯定。这种观点，难道不应该被记录和认可吗？不予以承认，就等于是否定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林副主席所撰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曾提及。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林副主席对毛主席天才地位的论述并非仅此一次，而是多次（随后，他列举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相关语录）。请大家聆听这些语录，怎能轻易否认天才的存在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逊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

在中南组的发言中，李作鹏同志明确强调：“林副主席在推广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党章对其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遗憾的是，有少数人却在宪法层面提出了质疑。这引发了党内不良风气的出现，其本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抵制，以及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疑虑。这种风气绝不能任其蔓延。有人正试图将这种风气扩散到更广泛的范围。”

西北组发言人邱会作坚定地指出：“林副主席曾对毛主席推崇备至，尊称其为‘天才’，并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继承、坚守与推进。在本次发言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恰逢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二中全会隆重召开之际，提出这一议题，显然是出于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有人将继承、坚守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视为讽刺，这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不公正之辞。”

即便身处首都北京，黄永胜也细心筹备了一篇与众人见解相吻合的书面演讲。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极具鼓动性，迅速点燃了众多尚不了解实情者的热情。伴随着陈伯达发言的结束，其他同志也纷纷发表各自的意见，一致主张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并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寄予了深厚的期望。

在会议之上，我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遗憾的是，我未能洞察陈伯达的隐蔽图谋，因此在发言时，我公开表态支持林彪同志的讲话，并明确指出：“在中央办公厅与八三四一部队就宪法修订展开的讨论中，大家无不怀揣着热切的期望，希望毛主席能够荣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则出任国家副主席。我亦力主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节。这不仅反映了中央办公厅的集体心声，也契合了八三四一部队的广泛愿望，更是我内心深处的不懈渴望。”

险恶用心

那时，我的情绪亦同样激昂，竟忽略了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删去国家主席一职的建议。实际上，我对毛主席关于不设置国家主席职位的系列指示有着深刻的理解，其中某些指示更是由我亲自负责传达到相关人员。

当时，我并未洞悉林彪、陈伯达等人鼓动设立国家主席所隐藏的阴谋。在华北组的研讨会上，每当触及陈伯达的言论，我便情绪高涨，未能深入理解毛主席修订宪法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深远含义，也未充分考虑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便草率地发表了不适宜的言论。

24日晚间，各小组的发言记录已全部提交。在逐一审阅过程中，我发现多位同事在发言时，已引用了陈伯达委托我分发给常委会成员的语录。

我立刻抓起电话，向周恩来总理紧急汇报了此事，并就陈伯达提到的未分发打印语录一事进行了详细询问。周总理在电话中严肃地指示：“这些语录绝不能发放，必须立即封存。”我随即对陈伯达所提供的打印语录原稿以及已印刷的20份语录进行了妥善的保管。

自24日起，众多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分别代表各自所在的省份、直辖市与自治区，联名向毛主席及林彪元帅献上了真挚的问候，并坚定地表达了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全力支持与衷心的拥护。然而，遗憾的是，其中一些同志不幸受到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小组讨论期间散播的煽动性言论的影响，不幸误入歧途，遭到了误导。

25日上午，第六次全会的第二号简报，亦即华北组发布的简报，正式对外公开发布。尽管该简报对陈伯达的讲话内容记载相对简略，但它却将其他人的言辞与我的发言交织融合，导致以我名义发表的诸多言论接连出现在媒体上。

“我刚刚开始阅读。”事实上，我是在前往会面的路上，匆忙浏览了那份报告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令他们感到快乐，这就足够了。”我接着说道，“在民众就修改宪法的议题展开热烈讨论的当下，众人对您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一职表达了坚定不移的支持。”

“若我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我的身份是否就不再体现人民的意志？您提到民众的支持至关重要，那么在我卸任之后，人民的信任是否就会随之减弱？我是否因此就不再具备继续代表人民的资格？”

听闻毛主席的这些教诲，我心中不禁涌动着沉甸甸的感慨，深知自己未曾辜负他深厚的教诲与满腔的信赖。随着交谈的落幕，午后两点已悄然来临。毛主席随即下达命令，令我即刻通知政治局常委及全体委员，务必在三点整准时抵达牯岭毛主席的办公场所，召开一场紧急会议。

信息已相继传递至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以及康生手中，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传达工作则全权委托中央办公厅负责。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相继到齐后，毛主席逐一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毛主席亦与许世友进行了简短的互动。

在庭院深处，毛主席与许世友展开了亲切的交谈。握手之间，毛主席温和地询问：“你觉得我的手是否有些微凉？”许世友点头赞同：“确实，有些凉意。”毛主席不禁感慨：“若能多享几年人间烟火，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或许还能有机会继续担任国家主席的重任。”

经过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之间一番深入且周密的讨论，他严肃地向在场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宣告：“经过常委会的细致研究，我们认为小组讨论的议题与全会已确立的三大议程存在出入，因此，我们决定，撤销六号简报。”随后的那个夜晚，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大组的召集人会议，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最终决策。

8月26日，各小组陆续接到了暂停会议的通知。在此期间，叶群和李作鹏同属中南组，吴法宪留驻西南组，邱会作则身在西北组。他们立刻着手撤回各自的发言记录，即便是已经编制完成的简报，也严格禁止对外传播。叶群未经允许擅自闯入简报小组，将她在中南组所作的讲话记录文稿予以销毁。

邱会作同样需提交其相关记录，其中已对其发言内容进行了删减。尽管黄永胜未亲赴庐山，但他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严峻，于是即刻销毁了事先备好的发言稿。待这一信息通过各小组逐级上报，我便即刻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详细汇报。

主席温和地笑言：“起初何必那般急躁？当时大家激情满怀，无畏无惧，争相发表意见。如今，我们又何必急于撤销决定？”与主席的对话让我深感自责，我立刻着手撰写反思心得。周总理对这一事件也表现出疑惑，他勉励我说：“不妨成为首位自发反省的人。”

8月27日，我严肃地提交了首份书面反省书，对先前提出的有关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审视。我深刻意识到，我的这一举动和言论，不仅违背了毛主席的教诲，更对毛主席精心策划的宏伟战略布局产生了不利影响，且与政治局会议的决策相悖。此行为明显反映出我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的严重不足。

我心怀痛楚，郑重承诺要从此经历中深刻吸取教训，刻苦钻研毛泽东思想，严格遵守毛主席的教导，秉持谦逊谨慎的态度，摒弃自满骄傲的心态，不断升华个人的思想境界。同时，我将以坚定不移的信念践行毛主席在“九大”上提出的方针——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共同为实现更加辉煌的胜利而不懈奋斗！

起初的自我审视并未触及深层次，认知层面也仅仅触及了表面。当时，我对众多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实质性疑问，还未能形成清晰的洞见。毛主席审阅了我所提交的书面反省之后，指出这份检讨可以供全体会议进行讨论。依照毛主席的指导，我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进行了口头反省，其内容与书面检讨保持了一致性。

此份检讨书业已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并加以修订完善，现正式对外公布。在8月26日至30日的五天期间，毛主席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逐一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详尽深入的个别交谈。在小组常规会议暂停之际，全体成员被分配研读相关文件，着手对宪法文本进行修订工作。此外，还特别安排了游览庐山、观赏电影与戏剧等丰富多样的活动。

“你并无任何过错，无需进行自我反省。”叶群多次拨通吴法宪的电话，试图安抚他的情绪：“犯错乃人之常情，无需过分忧虑。林彪与黄永胜都坚定地站在你这边。只要问题不触及他们，其他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正如俗语所说：‘大锅里的饭总有份，小锅里的自然也就容易处理了’。”

8月31日，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同志及其同仁近期的情况，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在向与会同仁分发这篇极具重要性的文献之前，毛泽东同志特地提前将其呈递给林彪同志审阅。

毛主席言：

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提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实则系陈伯达同志所虚构，此事实误导了众多同志。首先，文中并未引用马克思的原文；其次，仅摘录了恩格斯的一句言论，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并非马克思的著作；再者，列宁的语录共有五条，其中第五条特别强调领袖需具备经过考验、接受过专业训练、长期教育，并能相互默契配合的特质，并具体列举了四个条件。

谈及他人，暂且按下不表。仅就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言，符合条件者屈指可数。以我与陈伯达这位杰出的理论家为例，我们同舟共济已逾三十年，但在众多关键议题上，我们未曾达成过默契的协作，更别提深入的配合。……然而，这一次，他却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默契，运用出乎意料的策略，煽风点火，意图将世界引向混乱，仿佛欲撼动庐山，使地球停滞不前。我之所以如此措辞，无非是想勾勒出这位天才理论家胸中所怀的宏伟蓝图（至于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无从得知，或许应是出于良知，而非野心）。至于其他……

“虽谓杞人忧天，但天空依旧保持其晴朗的初始面貌”，我们理应避免重蹈那满怀忧虑的杞人旧辙。就我个人的见解而言，或许对他人影响微乎其微。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人是否天赋异禀，而在于他们参与的社会实践。

在与林彪同志的深入对话中，我们达成共识，这一共识触及了历史学家与哲学史家长期争论的核心议题：英雄是否真正塑造了历史，或是奴隶阶层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人的知识与才能，是源自先天的天赋，还是后天通过不懈努力所培育。这些问题实质上揭示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之间的根本对立。我们坚决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绝不允许任何类似陈伯达的错误观点和狡辩之词在我们中间蔓延。

双方一致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范畴内，我们理应坚持不懈地深入挖掘，坚信其中蕴藏着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揭晓。我们衷心期盼各位同仁能与我们并肩前进，坚守这一信念，齐心协力，共同踏上通往更加辉煌胜利的征途。同时，我们亦需警惕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信徒，实则对马克思思想理解尚浅之人，切勿被他们的误导所迷惑。

在《我的一点意见》这部力作中，毛主席对陈伯达进行了锐利的批判，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从事的政治欺诈与暗中隐藏的阴谋诡计的丑恶本质。实际上，这无疑是对林彪势力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与各小组召集人共聚一堂。在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凡是在庐山会议上发言中犯有错误的同志，都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和深刻反思。他特别提到了陈伯达的名字，并要求他进行自我审查。

毛主席下达命令，要求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众要员，召开会议以听取他们的自我检讨。到了9月2日，林彪如约召集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我也有幸受邀参加。毛主席特地邀请我与会，其用意不言而喻：一方面，他期望借此会议获取更为详实的信息，因为这些人的汇报可能难以全面真实地呈现在毛主席面前；另一方面，鉴于我在华北组已发表过意见，我也需要接受批评，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开场之际，林彪分享了他的观点：“今天，我们共同汇聚在此。大家为何急于发表各自的意见，又为何一致引用相似的论调？希望大家都能真诚交流，直言不讳。”林彪话音刚落，会议室内顿时陷入一片寂静，与会者或翻阅文件，或轻轻啜饮一口茶。

在一段沉寂之后，林彪显得困惑，他询问：“为何大家都不发言？”我随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对陈伯达的行为进行了指责。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因陈伯达的激烈言辞而变得混乱无序。林彪听后，表情变得复杂。我的发言引发了与会者热烈的讨论，会议因此得以快速结束。

会议落幕之际，我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我详细叙述了林彪召集会议的整个过程。毛主席听闻此事，忍不住开怀大笑，并对我的参与表示好奇，询问我是否还会继续出席此类会议。我回应道：林彪已有明确指示，若此类会议今后再次召开，他将会提前通知我。若未接到任何通知，我便不会再参与其中。

9月3日，林彪再度主持召开了会议，遗憾的是，我的名字并未列入与会者的名单之中。即便九届二中全会圆满结束，我仍旧未能获邀参与。当这一消息传来，毛主席直言不讳地告诫我：“你已经不在其中。这显然意味着，你并不属于那个核心圈层。”

自9月2日起，各小组纷纷对陈伯达展开了集中的批判。遵循毛主席的教诲，我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我反省，随即向组织递交了请假申请，自那时起便不再参与相关会议。至9月4日，毛主席特意与林彪进行了单独的交谈。次日，即9月5日上午，毛主席再次与陈伯达进行了会晤。当日下午，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康生三位领导人就会议的收尾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9月6日，与会全体人员一致同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同时，大家还共同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提案，建议适时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之际，全会亦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及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并对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强化战备工作的专项报告达成了一致认可。

9月6日的午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会议的总结环节，毛主席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的学习职责，以及党内外团结的极端重要性等议题，发表了蕴含深刻历史意义的讲话。谈及高级干部应深入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若干重要著作时，毛主席严肃指出：

如今，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阅读马克思、列宁的经典作品。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所谓的“第三版”误区，比如陈伯达编选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语录》中收录的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这样的内容常被过分解读。然而，您是否真正深入研究了这些内容？如果没有，那么您可能会被所谓的“黑秀才”误导。实际上，这其中也有“红秀才”的存在。我建议各位同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读书，以加深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解。研究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至关重要。尽管工作繁忙，但我们仍有机会阅读。不读书，就无法领悟真理。这次的上当受骗，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学习经历，提醒我们即便有人明确指出版本，也要亲自阅读，以免走错方向。

庐山巍峨不毁，地球周转如常。极端的设想，不过是一种隐喻。若有人意图将庐山铲平，我断然不会支持此举。”“你自认为代表民众？实则，我早已脱离了那个身份。在他们看来，代表人民的标志是登上国家主席的宝座。而我，自十年前便卸下了这一职责，难道这期间我就不再是人民的代言人了？我明确表示，若有人怀揣成为人民代表的梦想，那便去追寻吧，我并无此志。即便你提议炸毁庐山，我的立场依旧坚定。你又能有何良策呢？”

毛主席强调团结。

团结的力量不可小觑，一旦缺乏团结，党内外难以达成一致，民众也会心生不满。那么，何为真正的团结？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以坚定信念为基础构建的团结，而非毫无底线的折中。高举团结的大旗具有深远的意义，它能吸引更多力量。即便有些同志过去有过分歧，或者现在仍存在争议，这也是人之常情。这些同志并非不可包容。世间本就存在各式各样的人，我们又怎能过分苛求完美呢？过分追求完美真的能带来内心的平和与满足吗？我并不这么认为。过度追求完美或许会招致分裂。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党外，只有汇聚众人的力量，才能成就伟大事业。

在闭幕式的庄严时刻，周总理与康生同志依次发表了充满深意的演讲。会议期间，党中央正式对外公布了关于对陈伯达同志进行审查的决定。9月7日，林彪同志及其伴侣叶群同志从庐山出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领导同志特地前往九江机场，亲自为他们送行。

在叶群的引导下，众人心潮澎湃，再次齐聚一堂，共同记录下这份珍贵的集体回忆。这一举动无疑彰显了他们矢志不渝地要将团队凝聚力推向全新境界的坚定意志。林彪远行之时，黄永胜等众多要员亦纷纷离开发自庐山。

9月8日，全国各地及各大军区的领导层纷纷完成了职务的交接。次日，即9月9日的破晓时刻，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领导同志亦陆续踏上征程。

随着此次全会的尾声渐渐临近，我肩负着守护毛主席安危与确保会议圆满闭幕的双重责任。会议最终顺利闭幕，全体工作人员怀着极大的热忱，纷纷向毛主席表达出渴望见面的心情，他们希望能与毛主席共同记录下这难忘的时刻，留下宝贵的合影。

9月9日午后，两点整，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为本次会议提供服务的会务人员。考虑到当日的降雨天气，原定的接见地点被迫临时调整至庐山礼堂。随着雨势的逐步减弱，接见活动随即转移到室外，依然保持着热情洋溢的夹道欢送，顺利进行。

摄影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点，我们与毛主席一同走下了庐山的雄伟巅峰。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也画上了句号。尽管如此，林彪一党并未因为这次的挫败而轻易屈服。在二中全会上，当关于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消息在会场内迅速传播开来，气氛立刻变得庄重而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