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行径导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践踏，众多知识分子遭受了打压与压抑。周总理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范围内，竭力减少和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与“四人帮”展开了坚决而顽强的斗争，尽其所能保护了在“文革”冲击下的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

立法规护文化人士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不仅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还包括各界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广大知识分子，普遍遭受了肆意的侮辱、殴打、抄家、批斗。违法乱纪的现象频发，令人震惊。面对这一混乱的局面，为了约束和遏制红卫兵、造反派违法乱纪的行为，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一系列与“文革”相关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1966年8月之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审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经过商议，决定删除原稿中“黑帮”、“黑线”等敏感词汇，并增补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条款。这些条款包括明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以文斗代替武斗、以及保护科技人员等措施。这些宝贵的意见最终被融入《十六条》之中。

必须强化对“文革”运动的领导；既要鼓励群众勇于革命，又要指导群众学会如何革命，学会精准把握党的政策，等等。8月23日，在审阅《十条意见》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在旁边批注道：“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个部门。”

协助并保障红卫兵的安全，以及宣传和阐释党的政策。

8月30日，周恩来会见了中国科学院两位造反派的代表，进行了一场座谈。在讨论中，他关切地询问了华罗庚先生的家中是否被抄，以及他是否遭受过批斗和体罚。他强调，不应随意抄大学教授的家。虽然不惧怕混乱，但混乱也应有理有据，遵循规律，符合无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他提出，在突出政治的同时，政策与策略同样重要。对于一些代表在张劲夫发言问题上的持续争执，周恩来指出，辩论应当营造良好的氛围，基于事实，理性讨论，避免随意扣帽子。他要求科学院的成员保持科学的态度。

9月1日，周恩来莅临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并敦促红卫兵群体有序组织，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当前的红卫兵组织结构松散，不够严谨，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人提供可乘之机。在解读党的政策时，他着重强调，不应干扰和影响生产以及业务部门的正常运作；打击的范围不宜过广；对于那些未参与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不应轻易将其打倒，更不应随意搜查或抄家。在座谈会上，周恩来特别提到，应当尊重宋庆龄。他指出，她是孙中山的夫人，曾对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伸出援手。在抗日战争时期，她与我党合作共进；解放战争时期，她也给予了我党同情和支持。她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始终如一。因此，在宋庆龄家中张贴大字报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能因为她的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对她进行打击。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务必加以劝阻。

红卫兵应深入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需“学习并领会政策”，“辨别出敌我友，广泛团结多数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当前阶段，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依然是必要且正确的”；“对于享有国家及统一战线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以及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除非发现他们有现行反革命行为，否则应予以保护”；“坚持文斗，摒弃武斗，禁止动手打人”；红卫兵在搜捕行动中，必须与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进行协商；等等。

为全面探讨“文革”期间出台的各项政策，9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碰头会议。会议决议明确，应立即加强对文革期间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的研究。当日下午，陶铸秉承中央碰头会议精神，草拟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并呈交周恩来审阅。《通知》详细列举了当时文革中亟需解决的八大政策问题，包括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及右派分子的改造与处理策略；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人物的方针政策；对自然科学家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对华侨、宗教、外交及民族问题等的立场。周恩来对此通知进行了多次修订。

必要时武力可用。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关键领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严重破坏，无数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教师、科研人员、文艺创作者及医护人员，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尤其是众多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无辜地承受了各种残酷的迫害。周恩来总理对这一问题深表关注和忧虑。在“文革”初期，制定《十六条》之际，周恩来总理与陶铸同志商议，建议增补保护科技人员及知识分子等相关内容。随着“文革”风暴的愈演愈烈，周恩来总理目睹了诸多知名人士遭受迫害的惨状，心中十分痛心，竭尽全力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保护广大知识分子。

为了保护钱学森等国防尖端科学家和工程科技人员，并让他们在“文革”期间放手工作，突破国防尖端科技工程的技术难关，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批准几百人应保护的名单，并提出“在必要时，应采取武力保护措施。”在会上，他郑重宣布：“钱学森同志将担任部门的领导，杨国宇同志担任政治委员（注：当时杨国宇同志居住于七机部，担任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军代表负责人）。你们二人肩负重任。你（指杨国宇）负责政治保障，钱学森同志及其他专家若遭受拘捕，无法正常工作，我将对你问责！”随后，周恩来指示军管会制定一份应受保护的科技人员名单。军管会据此列出了一份需配备警卫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名单，起初仅有数十人，后增至数百人，其中不乏未直接参与国防尖端工程项目的专家。名单呈报周恩来后，相关人员仍担忧其能否获得批准。周恩来审阅名单后，不仅予以同意，还对他们的工作方法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对杨国宇强调：“这些同志均为国防科研领域的佼佼者。你的职责便是想方设法，确保他们免受干扰，不受冲击。”

在周恩来总理的悉心关照与坚定保护之下，即便是在那个“文革”风浪汹涌的艰难时期，钱学森依然带领着众多国防科研专家与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最终在“两弹一星”的研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钱学森所撰写的《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一文中，他这样回忆道：

在“文革”动荡时期，我们得到了周总理的悉心保护，若非总理的关怀，我恐怕早已不在这世间。当时，我们皆受军方管理。军管会需每周向总理汇报一次工作。总理曾下令编制一份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递交上去后，总理郑重地表示：“名单上的每一位，你们务必确保其安全，若有问题发生，我将问责于你们！”杨国宇深知此事，他身为军管会副主任，分管科技事务，与我们多有往来。谈及这些往事，他总是说得生动而深刻。

追回华罗庚失窃手稿

在“文革”动荡期间，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遭遇手稿失窃之痛，遂向周恩来总理致信，迫切要求展开对被盗手稿的调查。1970年3月4日，周恩来总理针对此事，向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以及他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发出了以下批示：

保护华罗庚，防害他。

其次，必须深入调查其手稿失窃的线索，力图侦破此案。

此外，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已将他的文物予以封存。为此，特请西尧同志（时任周恩来同志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编者注）予以核实，确认是否存有被盗迹象。在此基础上，若条件允许，应考虑将文物归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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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鉴于华的生活状况已不再适宜跟随科大前往“五七”干校或迁往外地，建议以人大常委的身份保留其在京居住，以便试验他倡导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三办妥后告。

华罗庚听了周恩来批示传达后，“心情激动得难以言状”，表示“只好以汇报我们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工作情况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崇敬之情”。随后，华罗庚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介绍了统筹法和优选法。不久，经周恩来批准，华罗庚带领两名研究生赴上海等地，进行试点，推广统筹法，并应用优选法，成效显著。后来，华罗庚在《呕心沥血为人才》的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写道：

我终身铭记周总理多年来对我的深切关怀、激励与扶持，其中尤为难忘的是那段“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艰难的1970年。在那段岁月里，周总理身陷逆境，事务繁杂，然而他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顾自身健康状况，细致周到地守护着我，安排我的日常起居，并关注我们将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建设的努力。

周总理深谙科学工作者的心声与辛劳，为科学家们搭建了深入实践的平台。在那动荡的十年间，若非总理的批示，我或许早已离世，亦或无所建树。正是得益于周总理的关怀，我得以与同仁们并肩作战，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周总理的深情厚谊。

向李四光学习

周恩来同李四光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就多次会见他，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形势的发展前景。李四光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决心早日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1950年5月，他冲破重重阻力，辗转回到了新中国首都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就去看望他，高兴地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便计划召开首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没有合适的领军人物，实难成事，我一直在期待您的归来。”

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的著名地质学家，在“文革”初期也受到冲击。为保护李四光，周恩来想方设法采取措施。首先，他让北京卫戍区派一些指战员驻在李四光家附近，防止发生意外。其次，他在有关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李四光“是个好同志”。1968年12月5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在谈到地质部的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李四光同志，实乃一位优秀的同志，有人却意图将他打倒，理应向他学习。”第三，周恩来安排李四光参加相关会议，并邀请他发表讲话，以此证明其清白。例如，在1970年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李四光不仅出席，还发表了讲话。周恩来在会上对李四光在地质科学领域的地位与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促成了当时存在争议的两派群众组织达成共识，极大地改善了李四光在“文革”期间的处境。第四，同年，周恩来提议并经中央批准，任命李四光为新成立的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拂晓时分，李四光的动脉瘤突发破裂，紧急被送往北京医院进行抢救。得知此事后，周恩来总理立刻派遣自己的保健医生火速赶往医院，他一直坚守在手术室旁，密切跟踪李四光的病情及抢救进程，并实时向周恩来汇报情况，直至李四光生命的最后一刻。鉴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军代表宣布中央决定在追悼会上不得发表悼词，相关负责人员便未预先准备悼词。5月2日，周恩来总理亲临追悼会，却发现悼词尚未准备，对此他感到极度不满，并对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周恩来总理悲痛地在现场宣读了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件，以此代替悼词。在信中，李林表达了她父亲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深切关注和期望，以及对未来开发地热资源、加强地震预测研究、推动地质力学发展的建议。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对李四光在地质科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对我国地质事业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李四光“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周恩来与郭沫若之间，有着长久的交往与深厚的情谊。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混乱动荡的年代，周恩来对郭沫若的关怀与保护亦令人动容。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离世，郭沫若深感悲痛与愤懑。卧病在床之际，他挥毫赋诗以悼念周恩来：“盛德永存于民心，伟绩流芳于千秋。忠诚日月齐辉映，苍天难掩英灵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