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5月6日，美国总统签署了《排华法案》，以法律形式排斥华工移民美国，或许这是中美两国早期关系史上最不愉快的一个章节。然而就在同月22日，中美两国通过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合作，做了一件大大影响了东亚历史进程的事情，即让朝鲜进入到国际条约体系，具体做法就是在中国的帮助之下，朝鲜同美国签订了两国历史上第一个外交通商条约。美国势力自此进入朝鲜半岛，直到1905年日本将朝鲜变为保护国以后退出朝鲜。二战末期美国重新回到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1882年朝美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居间代理的，当时朝鲜无人懂得如何做近代的外交，因为和中国保持着数百年之久的宗藩关系，所以便在这一体系内求助于中国。中国本着“字小”（即保护小国和藩属）的传统原则，只能参与其中，具体负责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在中美商谈朝美立约的过程中，朝鲜除了最后同美国代表在仁川签署条约之外，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参与缔约谈判。条约签订两个月后，汉城发生了一场兵变（即“壬午兵变”），中国在不明底里的情况下，偏听偏信朝鲜在天津的使臣的情报，以为朝鲜王朝不保夕，于是火速派兵入朝戡乱。这是自1637年初清朝征服朝鲜并与之建立宗藩关系以来，第一次正式出兵朝鲜半岛，而且清军在这次行动中诱捕了朝鲜国王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并将其作为“祸首”押解至华，直到1885年才释放回国。

戡乱以后，中朝两国沿着朝美条约的道路，也签订了一个类似条约的通商章程，中国由此进入了朝鲜新开辟的通商口岸，并在仁川、元山、釜山三地建立了租界，逐步建立了领事馆制度，而且协助朝鲜建立了新式海关制度并将其置于中国海关体系之下。中国与日本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逐渐在朝鲜开始了外交较量，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退出半岛，美英法等国家于日本将朝鲜变为保护国的1905年退出半岛，最后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1882年被视作晚清中朝关系的分水岭，更是东亚世界的一大变局，而美国在中国的协助之下进入半岛也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变量。本章来回顾一下1882年开启的中美朝日四国关系和东亚外交的巨大变化。

早期美朝接触的失败

朝美两国最早的接触发生于1866年，当年7月一艘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 ）从天津卸货后，载着一些货物试图去朝鲜试试运气，但在平壤大同江和当地民众发生了冲突，该船在江面上遭到焚毁，船员也无一幸存。这件事情让美方感到非常蹊跷，因为另一艘美国商船“惊奇”号（Surprise ）曾经在“谢尔曼将军”号抵达朝鲜的前一个月，即1866年6月24日，在朝鲜西海岸失事，但是船长和所有船员都被朝鲜安全地经过陆路护送到了辽东凤凰城，交给了中国政府，继而转回了美国方面，而“谢尔曼将军”号的船员却都被杀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立即派遣了一艘军舰“瓦丘塞特”号（USS Wachusett ）前往朝鲜调查原因，这艘军舰的指挥官是薛斐尔（Robert W. Shufeldt，1822—1895）。薛斐尔一行从山东芝罘（即今烟台）出发，抵达朝鲜后因为冬天气候严寒，未能进入大同江，实际上也没有和朝鲜官方取得正式接触（图17.1）。

图17.1 　平壤大同江一瞥。笔者2018年6月摄。

薛斐尔之行以后，有消息说四名“谢尔曼将军”号上的船员仍旧活着，为了证明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海军准将戈尔兹伯勒（Goldsborough）又命令指挥官费比格（John C. Febiger）率领“谢南多厄”号（USS Shenandoah ）军舰再度前往朝鲜，溯大同江而上，去进一步调查“谢尔曼将军”号的损失情形。当“谢南多厄”号到达大同江口并施放随舰小舟试图溯江而上之时，该舟立刻遭到了朝鲜要塞守军的炮击，被迫撤回母舰。费比格试图与朝鲜方面取得联系，希望对方能够对“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做一个解释，但朝鲜地方官知会他说因为他没有奉美国总统的训令，所以不能和朝鲜朝廷接触。费比格从朝鲜地方官那里获得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的解释，就是惨剧发生是因为船员们的不端态度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除此之外，费比格没有获得其他情报，只好返航。

此时的朝鲜政府由朝鲜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摄政。1863年，朝鲜哲宗国王薨逝，因无子嗣，经过李昰应的努力，其嫡次子李熙（1852—1919）入承大统（即朝鲜高宗）。李昰应拜封“大院君”，代年幼的国王摄政，称“兴宣大院君”或“大院位大监”，一直到1873年高宗亲政为止才退到幕后，乃朝鲜开国以来近500年中首位摄政的国王生父（图17.2）。李昰应一生积极参与政治，更与高宗后来的妻子闵妃相党争，为朝鲜近代史上之关键人物。大院君政策相对保守，1866年在朝鲜国内展开过镇压天主教的行动，杀害了一批法国传教士和朝鲜皈依者，史称“丙寅邪狱”，同年9月法国派军远征朝鲜，法军登陆江华岛，洗劫一番以后退去。法军的远征在朝鲜被称为“丙寅洋扰”，使得大院君进一步加强了其攘夷的政策。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的不幸，恰是发生在这种环境之下。

图17.2 　朝鲜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

1867年以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George F. Seward）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对朝鲜的通商政策，不断地建议美国政府和朝鲜接触，谋求打开朝鲜的大门。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商人们，也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因为美国商船横跨太平洋的航线迫切需要同朝鲜达成朝鲜沿海地域的救助协议等事宜。外交和通商两个方面的压力，使得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与朝鲜的交际问题上来。1870年，西华和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罗爵斯（John Rodgers）在访问北京期间，同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进行了关于远征朝鲜的商讨。镂斐迪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非常热心于远征的准备。由于美国所掌握的有关朝鲜的情报少得可怜，镂斐迪除了打算从清朝官员方面广为搜罗朝鲜信息之外，甚至一度打算从朝鲜赴华的贡使那里获取某些情报。

为了事先同朝鲜方面取得联系，镂斐迪希望总理衙门能够把他的信转交到朝鲜方面，总理衙门一开始明确告诉镂斐迪这种事情没有先例，不能代为转递书信，但镂斐迪进而做了多次要求。1871年3月28日，总理衙门抱着“关切属国之道”的心态，经由礼部将镂斐迪致朝鲜国王的书信转发给朝鲜之后，特意发函告诉镂斐迪此系“一时权宜之计”，日后不能再为美方代递书信。总理衙门也在信中再次强调说：“朝鲜虽系属国，一切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镂斐迪在同年4月3日致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Hamilton Fish，1869—1877年出任第26任国务卿）的报告中，将总理衙门屡屡表示的这层朝鲜自主之意解释为朝鲜是一个享有“完全独立”的国家。

1871年5月19日，镂斐迪一行五艘军舰开抵江华岛，试图同朝鲜接触。5月31日，舰队到了汉江口，三名朝鲜地方官来到美舰，表示朝鲜国王意欲维系两国友善，但缔约一事尚需从长计议。6月10日，美军登陆江华岛草芝镇，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军事行动，总共摧毁了5所要塞。朝鲜方面大约250人战死，多人受伤；美军3人战死，9人受伤。镂斐迪试图靠对朝鲜的这次震慑性攻击迫使朝鲜政府答应谈判缔约，并试图重新与朝鲜政府进行书信联络，但当即碰壁。镂斐迪想让美国军舰沿汉江进入汉城，取城下之盟，但罗爵斯少将考虑到部队的给养不足以及擅自驶进朝鲜都城能否为美国政府批准还在未知之中，所以镂斐迪决定中止行动。7月3日，镂斐迪一行返回芝罘，未能达成预定的和朝鲜政府进行外交接触的目标。

1871年美国人的远征，被朝鲜称为“辛未洋扰”，和1866年以法国人为主角的“丙寅洋扰”一样，它对朝鲜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进一步增加了摄政的大院君对攘夷锁国政策的强化，以至于大院君命把刻有“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和“戒我万年子孙”字样的斥和碑立在汉城市中心和全国各主要城镇。

在远征朝鲜回到北京之后，镂斐迪于1871年11月22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中朝之间自明代便建立起来的宗藩关系实际上“有名无实”。虽然很快便遭到了总理衙门恭亲王等语气强硬的逐条批驳，镂斐迪却认为自己的观察是正确的。

日朝交涉与美国的再次东来

1867年，自1600年以来就实际统治着日本政坛的德川幕府，在新的国际外交的情况下不得不拱手将权力归还给当时的明治天皇，即所谓的“大政奉还”（图17.3）。1868年1月，明治政府成立，宣布废止幕府，此即“王政复古”。日本天皇由此逐渐重新获得了政治权力，日渐变成近代日本国家的最高领袖。新的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即通常所谓的“明治维新”。在这轮改革中，日本传统的通过对马岛的宗氏家族对朝鲜的外交，被位于东京的新成立的外务省（即外交部）收走，对马藩遂永久失去了对朝外交的中间人和代理人资格，日朝交际变为两国间政府外交。对此外交上的剧变，朝鲜完全缺乏认识，依旧沿着传统的对马外交路线对待明治政府派往釜山进行官方接触的外交官，而东京新的明治政府试图同汉城建立对等外交关系的计划一时无法达成。

图17.3 　日本京都二条城一角。笔者2011年10月摄。二条城本来是第一代德川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从江户（今东京）到京都拜见天皇时的离宫住所。1867年11月9日，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即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在此将政治权力奉交天皇，即著名的“大政奉还”。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征韩论”再起，主张出兵征伐朝鲜，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和副岛种臣等都主张对朝鲜采取积极强硬的政策。然而，自1871年到1873年赴欧美考察的岩仓使团的成员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在归国后将“征韩论”一派暂时压制了下去，主张日本必须以富国强兵为先，这是岩仓使团高瞻远瞩的战略成果。当然，日本并未放弃征韩的计划，但要征韩首先要弄清楚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否则一旦征韩启动而中国直接参与干涉，那将是日本的噩梦。日本的实质目标，是要否定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否定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这样的话日本对朝鲜动武之时就与中国无涉。

在这种战略之下，1873年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访华与中国政府互换1871年的中日条约的时候，特意拜会了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谈到中朝关系和朝鲜的国际地位问题。镂斐迪把1871年时同总理衙门的照会往来拿给副岛种臣看了，副岛根据这些中美外交文书，得出了朝鲜在“清国主权之外”的结论，并特意抄录了一份该信函携回日本备用。正是通过这次日美会晤，日本在否定清政府声称的朝鲜系中国属国的外交政策上，开启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策合流的闸口。这是恭亲王和清廷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也是他们并不知道的美日外交沟通对日朝政策的重要影响。为了进一步澄清中朝关系的性质，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派遣英美留学归国的年轻外交官森有礼为驻华公使，赴北京同总理衙门专门辩论朝鲜的国际地位一事，而森有礼也专门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府同李鸿章进行了会谈，最后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朝鲜为独立之国，朝日交涉不应受中朝关系的束缚。

在森有礼赴华商谈朝鲜地位的同时，日本派遣海军前往仁川，对朝鲜实行炮舰外交。1876年2月27日，日本在仁川迫使朝鲜签署了两国间的第一个近代条约《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获得了在仁川等地方通商、遣使驻扎汉城等等权利（图17.4）。《朝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是朝鲜进入“近代时期”的标志，朝鲜的国际外交处境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的操纵之下，该条约第一款规定：“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嗣后欲表两国和亲之实，彼此互用同等礼仪接待，毫不得有侵越猜嫌之事，从前所有阻塞交情为患之诸例规，悉行革除，务必开拓宽裕弘通之法，以期两国安宁于永远。”通过如此规定朝鲜国家与日本国家保有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平等关系，该条约试图否定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即否定中朝宗藩关系。但是，这一规范在当时的朝鲜看来并不违背宗藩之义，因为在宗藩体系中，内政自主乃是一个基本内容，所谓“自主之邦”同宗藩关系并不能构成本质冲突。现实中朝鲜也完全不认为这一条约有何“近代”意义可言，而是认为两国通过签署一个条约使双边关系重归于好。朝鲜当时注意力并不是在第一条上面，而是集中在了第二条，即互相遣使驻京的条文上。此后朝鲜同日本之间就遣使驻京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这同清朝当年与西方各国关于遣使驻北京问题的谈判如出一辙，恰恰体现了传统宗藩观念与近代国家外交观念的冲突。

图17.4 　1876年2月27日签字画押的朝日《江华条约》一瞥。公有领域图片。

朝日之间的这种冲突，是两种外交体系的背离，而朝鲜正是在这种背离中日益卷进了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大旋涡。《朝日修好条规》的正式文本有两种语言，一是朝鲜使用的文言汉语，一是日本语，没有英文或法文等西文本，因此就如何解释第一款，英法美等国不甚了解，即便日本外务省推出了英文译本，西方各国驻东亚外交官也都清楚地意识到译文和原文是有差异的，因此在对朝态度上都比较谨慎，因为对朝外交直接关系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无论如何，西方近代外交体系和观念对朝鲜几百年来固有外交制度的渗透，正是通过日本一手操作的这一条约打开了缺口。

日本成功地和朝鲜签订了条约一事，刺激了美国政府，使其开始重新考虑和朝鲜接触并缔约的可能性。1878年秋，美国海军部决定派遣海军准将薛斐尔率领“提康得罗加”号（USS Ticonderoga）军舰前往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国家去执行一项重要的商业与外交使命，其中包括朝美接触在内。薛斐尔于1880年春抵达日本，试图通过日本外务省联络日本驻扎朝鲜釜山的官员同朝鲜方面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暗淡的前景让薛斐尔和日本外务省手足无措。

此时，中国驻日大臣何如璋将薛斐尔的动机电告北京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李鸿章当即邀请薛斐尔来华，探讨朝美接触。薛斐尔倍感柳暗花明，欣然而至天津，拜会李中堂。中美围绕朝鲜而展开的大国政治，就是从这个时候正式拉开帷幕的，而朝鲜在这个框架内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外交话语权。

早在薛斐尔来华之前，中朝之间已经为朝美接触做足了文章。自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缔结以来，中国很多人士感觉到了日本对朝鲜安全的威胁，也看到了朝鲜如果继续实行封闭的外交政策可能造成的严重外交困境。到此时为止，中国学着西方搞洋务已有十多年了，而朝鲜虽有大院君时代的一些改革，但总体而言一切照旧，一旦有变，无力支撑危局，中国以上国之地位和所负之道德责任，势必大规模介入，但结果如何，实难逆料。因此，李鸿章及其手下的一批中外幕僚，开始积极就朝鲜形势建言献策。朝鲜年轻的高宗国王，也非常希望改变本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所以他虽然要面对国内巨大的反对压力，但很乐意听取李鸿章等人对朝鲜时局的意见。

中朝之间的交流，面临很大的技术层面的困难。在中朝宗藩关系体系内，双边的官方交流渠道是有明文规范的，主要是北京朝廷和汉城朝廷之间的公文往来，主要负责机构是北京礼部和汉城礼曹（朝鲜对应中国六部设有六曹），即便是后来中国在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负责中国与欧美日各国交涉的外交机构之后，中朝之间的主要沟通渠道仍旧是通过礼部来完成，总理衙门截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为止，从未获得与朝鲜朝廷或者其后来成立的负责外事的“统理机务衙门”直接沟通的权力。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仅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中朝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完全不能适应近代外交形势须臾变化的要求。虽然北京在这一时期逐步下放给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同朝鲜国王进行公文往来的权力，但李鸿章毕竟不过是一名地方总督，不能越俎代庖地站到台前指点朝鲜外事，只能背后提一些建议，这导致了中朝在这一时期内围绕朝鲜外交政策的大方向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通过非官方的私人渠道悄悄地进行。对于这种体制性钳制，中朝双方都无力做根本的改变（图17.5）。

图17.5 　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1754年8月17日）清朝凤凰城城守尉发鸭绿江对岸朝鲜义州府府尹的移文，通知其已派兵丁携带北京咨文前往义州府。自凤凰城越江到义州府，乃是中朝两国在1886年电报线路架设之前公文沟通渠道的主要一环。

在诸多劝导朝鲜与其他国家通商的非官方行为中，最重要的一次莫过于1880年9月中国驻日本参赞黄遵宪写给朝鲜方面的一份建议，叫《朝鲜策略》。当时朝鲜赴日修信使金宏集在东京，与中国驻日大臣何如璋以及参赞黄遵宪进行了好几次会谈，黄氏趁机给了金宏集一份洋洋洒洒上万言的《朝鲜策略》。黄氏认为，朝鲜与各国通商乃是大势所趋，而且当前大患并非日本，而是俄国，而要遏制俄国，朝鲜应采取的策略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黄氏还进而为朝鲜量身打造了一幅自强蓝图，劝其“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于结日本则亟修条规，于联美国则急缔善约”。

在长时段的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到，黄遵宪等其实也是不识时务之人，可能都是被日本当时正在以“兴亚”之类名目出现的一些组织迷惑了双眼。日本已经于1874年武力进攻过台湾，1876年强力渗透到了朝鲜，1879年正式殖民了琉球王国并将其变为日本的“冲绳”。中国方面曾希望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能够在中日之间做琉球问题的调停，但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图17.6）。在日本殖民主义如此迅速地崛起并开始吞并中国属国的局势之下，黄遵宪和何如璋等人在日本鼓召的亚洲人团结一致的风气之下，竟然依旧认为同属亚洲的日本是可“结”之国，那些非亚洲的国家才是心腹大患。实际情况是当时俄国与日本都是中国的大患，一为内陆边疆大患，一为海疆大患。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周围地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其实都是没有朋友的。

图17.6 　1879年李鸿章与正在做环球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天津会谈，希望后者能调停中日关于琉球问题的外交纷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016647812。

金宏集把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带回国内后，朝鲜国王对黄氏建策甚是喜爱，决心照样推行，首先就是同美国交际，与美国谈判签约。很多朝鲜大臣坚守成法，反对开国，所以国王只好秘密派员赴日继续同中国驻日使臣等人接触，互通声息。朝鲜嗣后的若干改革举措，特别是和日本修约、和美国以及中国签约、派遣学生赴中国留学、派遣士人去日本考察、遣使美国等等，都是以黄氏蓝图为基础的。

1881年1月，朝鲜国王仿照中国总理衙门的模式，创建了“统理机务衙门”，是朝鲜第一个主办外交和通商的近代机构。2月，国王秘密派遣10名文臣士人准备前往日本考察，此即日方所谓的“朝鲜绅士游览团”。朝鲜开始了改革，但引起了国内儒生团体的强烈反对。自黄遵宪的小册子于1880年底流入朝鲜坊间以来，很多文官以及地方儒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上书抗议活动，从朝鲜各道前往汉城上书的儒生更是络绎不绝，甚至有万人联名，纷纷指责黄氏背叛孔孟程朱之道，乃属“邪学”，要求国王驳斥之以正视听，并维护孔孟道统。一直到了1881年9月，在国王杀了几个人以后，这场“卫正斥邪”的风潮才在鲜血中逐渐停止，国王一派胜出，得以继续推行联美外交的计划。

朝美立约与中国居间

经年以来，李鸿章一直在积极地劝说朝鲜改弦更张。李氏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希望朝鲜广泛与各国立约，以求大国之间相互制衡，当时丁日昌、何如璋、黄遵宪等人都持有这种想法。自1876年初以来，李鸿章就一直通过私人书信的方式，劝导朝鲜的领议政大臣李裕元，希望他能够赞成朝鲜同美国等国家缔约，但李裕元视泰西诸国为不可交，使得李鸿章经年的劝导付诸流水。

然而，事情却也有了一重转机：国王希望派遣一批年轻学生，到李鸿章一手操办起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学习技术，徐图自强。李鸿章从这个计划中看到了谋求朝美接触的希望，结果和国王一拍即合，决定利用学生赴华学习的契机，完成朝美缔约谈判。朝鲜的这种留学是史无前例的，因此特意创造了一个“领选使”的名号，由支持国王开化路线的大臣金允植担任，负责监督学生前往中国“学造”（即学习制造技艺）。

1882年1月初，金允植一行抵达北京。很快，学生转往天津学习，金允植前往保定会见李鸿章，商量朝美缔约。此时薛斐尔业已从美国返回中国，迫切希望能够和朝鲜全权大臣接触。但金允植并非全权，无从和薛斐尔展开谈判。情急之下，李鸿章建议金允植先利用国王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权力权且一充全权，嗣后奏请国王后再补上正式头衔，但金允植认为此系欺君罔上，万不可为。最后，只好派一名朝鲜人员从速回国，奏请国王派遣全权大臣来华。

李鸿章、金允植和薛斐尔望眼欲穿地在天津等了两个多月，却丝毫不见朝方全权代表的身影。苦苦等到了3月下旬，薛斐尔表示要直接去朝鲜，李鸿章无奈，只好出面同薛斐尔谈判。金允植这位朝鲜使臣，自始至终未参与中美两国有关朝美立约的谈判，全凭中方的通知，才能知晓谈判走到了哪一步。

中美谈判的朝美条约草本有三个，但主要是以黄遵宪负责草拟的一个为主。最后双方议定了十五款条约正文，第一款留空，因为李鸿章希望在第一款中声明朝鲜系中国属邦，金允植也十分赞成，但薛斐尔坚决反对。双方僵持不下，薛斐尔只好电呈华盛顿请示。中美谈判结束26天之后，朝鲜派遣的鱼允中和李祖渊两名“问议官”方才抵津，但主要使命是要和中国谈判签约通商的问题，完全不是李鸿章等人翘首以盼的能够和美国代表商谈条约的全权大臣（图17.7）。

图17.7 　朝鲜1882年的官方记录《美国通商实记》首页。

在中美商定的十五款中，有一款是关于美国在朝鲜的领事裁判权的。领事裁判权赋予外国公民不受居住国法律管辖的权利，是一种治外法权，最能体现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然而，这个权利不是美方代表要求的，而是黄遵宪自己主动写进草本里去的，对此李鸿章和金允植都表示赞成，认为朝鲜“素昧外情，虽使监管他民，实多难便之端”，而黄遵宪的“暂许美国领事管辖”美国人的建议“甚好”。因此，朝鲜领事裁判权的丧失，是在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认识的黄遵宪、李鸿章等人的误导之下，认为这是中西“风俗礼教”之差异而心甘情愿地拱手让予美国的。中国官员以其昏昏，欲使朝鲜外交昭昭，其悲剧于此可窥一二。

随后，李鸿章派遣曾留学法国的属下马建忠，陪伴薛斐尔东渡朝鲜，襄助朝鲜政府与美方完成签约。1882年5月22日，朝美两国正式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一款并没有写入朝鲜系中国属国的内容，而是将朝鲜置于一个同美国相平等的主权国家的位置，这一点比1876年朝日《江华条约》要来得明确。作为补救措施，朝鲜国王在马建忠的建议下，特别向美国总统发了一个照会，声明“朝鲜素为中国属邦”（图17.8）。美国政府后来严肃对待了朝方的这一声明，其驻朝公使和驻华公使针对中朝关系灵活地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一方面，美国将朝鲜视为与美国平等的独立自主之国；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干涉朝鲜与中国之间由来已久的关系。1882年6月6日，马建忠又协助朝鲜同英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朝鲜的国门进一步打开。因为与美国交际的原因，朝鲜在同期制定了该国第一面现代国旗，采用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八卦图，其形制和现在的大韩民国国旗十分类似。

图17.8 　朝鲜1882年的官方档案《壬午年清国问答》中的一页，其中记录了马建忠与朝鲜代表的谈话，马氏建议朝鲜国王发一个照会给美国总统，声明朝鲜系中国属邦。

属国兵变与清兵入朝

朝美条约签订整整两个月后，汉城忽然爆发了一场军士哗变，史称“壬午军乱”。哗变的主因是朝鲜的传统营伍缺少米粮，而日本军官指导之下的新式的“别技军”却粮饷充足，于是引发了旧营士兵哗变，杀死了新军的日本教官，冲击了日本驻汉城领事馆，并杀了闵谦镐等依附闵妃的外戚重臣，且意图抓获闵妃，同时要求大院君李昰应重新统理政事。大院君乐得其成，罢新法，复旧制，并匆匆宣布闵妃死于军乱。其实闵妃潜逃到了忠清北道的忠州，得以保全性命。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狼狈逃回长崎并电告外务省之后，中国驻日大臣黎庶昌才知道了变乱消息，迅速电告署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李鸿章因母亲病逝，遵制返乡丁忧，特荐其淮军旧部、两广总督张树声北上天津，署理北洋大臣一职，所以嗣后直接做出出兵朝鲜决定的并不是李鸿章，而是张树声。

北京当时并无快速探知朝鲜情报的渠道，无论是朝廷、礼部还是总理衙门，都手足无措。此时，正驻扎在天津监督朝鲜学生学习军工制造的金允植，连同问议官鱼允中，成为了中国方面了解兵变的主要信息渠道。在获悉兵变的消息后，金允植多次同天津海关道周馥进行笔谈，一面竭力要求中国迅速出兵代为戡乱，一面在着力替国王辨白的同时，逐步指认高宗的亲生父亲、曾经摄政十年而如今在闵妃一党的排挤下已经失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为变乱主谋。

金允植和鱼允中二人都是朝鲜国王非常看重的大臣，中国官员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而且中方所收到的诸如叛军攻打王宫、闵妃遇害、大院君掌权的消息，似乎也都印证了他们的说法。中方判断，朝鲜国王已经危在旦夕，其生父李昰应乃罪魁祸首，目的是要篡权，也就是马建忠所说的“图危宗社”“窥伺藩位”，中国既是上国，理当如金允植所要求的那样，派雷霆之师前往戡乱，除萧墙之祸，保其国王，全其社稷。金允植更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国官兵到达汉城后，包围大院君的住宅，然后以朝鲜王大妃的名义将大院君赐死，“为国除害”。8月底，张树声派遣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大军东渡，入朝戡乱。

金允植和鱼允中等人自告奋勇地担任中国部队的“向导官”，随吴长庆大军回到朝鲜，协助清军行动。清军用了短短几天即控制了局势，然后将闵妃从忠州迎接回汉城王宫。吴长庆等人虽然没有像金允植建议的那样杀掉大院君，但却在入朝后很快将其诱捕，随后迅速押送到天津，次转至保定，一直羁押到1885年方准其回国，去遏制重新抬头的闵妃势力。对中国而言，这次出兵不啻挽救朝鲜社稷于万一（图17.9）。

图17.9 　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画像。李熙1863年被清朝册封为国王。1919年1月21日突然逝世，有人认为是被日本方面毒死的。民众随后纪念高宗的活动引发了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中国的这次行动，目的其实十分简单，就是要拯救朝鲜国王，这一点和乾隆年间出兵越南去拯救岌岌可危的黎氏政权，路数完全相同，均为中国在宗藩框架内所担负的上国道义所推动。另外，清代中国身上背着的乃是历代以来早已形成的天朝道德，和外藩属国讲究的是君臣父子之道，而不是新近舶来的主权国家概念。例如，在处置羁押在华的大院君时，张树声、李鸿章都建议将大院君永久羁押在华，仍允许国王派员探视，而李鸿章针对扣押大院君所指出的一项重要的历史根据，竟是元朝至治年间流放忠宣王于西藏，以及至元年间流放忠惠王于广东揭阳的故事。

所以，至少在1882年这个时候，中国对朝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发点，虽然有当时大国政治外交的考虑，但其合法性则来源于中朝历史上的宗藩成例。中国对朝鲜王室的确拥有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只不过和平时期并无表现。这也同时说明，欧洲舶来的国际法并不适用于中朝两国的朝廷交往。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国际政治理论来观察晚清中朝关系，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1882年的这次出兵朝鲜，也为年轻的袁世凯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吴长庆领兵东渡之时，就在从山东开往朝鲜的军舰上，时年23岁的袁世凯结识了朝鲜前军向导官金允植。袁世凯意气风发，曾提笔对金允植说：“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师，何如？”金允植十分欣赏袁氏的勇猛刚毅，但温和地建议袁世凯还是先到仁川之后再视情形如何做下一步计划。当时的金允植决然不会想到，恰是这位23岁的中国人，不久之后竟会摇身一变成为“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驻扎朝鲜都城长达10年之久。

美国公使驻朝与中国代表驻朝

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朝鲜国王请求中方留驻部队，并派熟谙洋事的干练之人到朝鲜，襄助朝鲜外交通商以及组建海关等事务。同年9月，双方签订《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中朝互派商务委员。这是应朝鲜方面的要求谈判签署的条约，早在兵变之前就已经开始操作了。按照中方说法，这不是一个“条约”，但从形式上和朝美条约没有本质差异。通过这一章程，中国也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朝鲜半岛，在仁川等地方开始设立中国租界，日渐引发了日后与日本、美国、俄国等国家认为中国要殖民朝鲜的担心，进而造成了诸多外交矛盾和纠纷（图17.10）。到了1882年秋，中国对变乱之后的朝鲜如何处理外交通商事务的督导工作，逐步按照朝鲜的需求铺开。同年11月，李鸿章选派马建忠的胞兄马建常（即马相伯），以及在天津海关税务司和德国驻华公使馆工作过的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以顾问的身份前往汉城，襄助国王整理洋务。也正因为如此，朝鲜新建立的西式海关税务系统，受辖于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架构上是中国海关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年报都是附在中国海关税务司的汇报中的。

图17.10 　仁川中国城的牌坊。笔者2015年6月摄。仁川中国租界是1883年开始设立的，很多华商从山东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前来做生意。中国租界西面和南面靠海，东面邻日本租界，东北面邻英美国际租界。现在原日本租界地面保存有好几家博物馆，原中国租界地方仍旧活跃着很多华人商店和餐馆。

我们需要讲明的是，这一系列的指导工作，都是在传统宗藩框架内，经“下国”朝鲜请求，中国才以“上国”身份着手处理，原本并非中国要主动去做去管的。朝鲜国门洞开之后，几乎连懂英文、法文的人才都没有，对如何写就针对欧美等国外交文书、如何组建新式海关和征收关税，甚至连本国国旗样式的制定等等，都没有认识，可谓手足无措，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中国这个已经大搞洋务二十多年的“上国”。例如1882年朝鲜与美、英等签订外交条约，主要依赖马建忠等人的从旁襄助和指导。后来，很多人根据表面的观察，得出此乃李鸿章等人积极干涉朝鲜事务的开始，并得出传统宗藩秩序就此终结的结论。如此论断，均系观察不深所致，常常失之草率。

1883年初，马建常和穆麟德抵达汉城，而美、英、日等国的驻朝领事也纷至沓来。同期抵达的，还有中国的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台陈树棠，其正式官名为“委办朝鲜商务委员”，归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汉城这个“隐士之邦”的安静古都，一夜之间热闹了起来，成为各国外交官的舞台。但陈树棠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烦心事可能是同行中最多的，最要命的有一件—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他对泰西同行们道不明、说不清。他要强调朝鲜的中国属国地位，而其余同行虽然默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和两国的特殊关系，但在公开场合都认定朝鲜系一独立的主权国家。

1883年5月，美国首任驻朝鲜公使卢修斯·富特（Lucius H.Foote，1826—1913）抵达汉城，他在觐见朝鲜国王时所做的致辞中说：“当今进步之时代，道义的力量高于武力，而一个国家的弱点有时候也恰恰是它的军力。……时间已经证明，最高的文明唯有通过友邦之间的自由交流才能获得。”美国国务卿在同年3月给富特的训令中明确就美朝中三边关系做了指示：1882年的美朝条约是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就美国而言，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但除非本国权益受损，美国不会干涉中朝两国的关系。换句话说，美国默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只要别碰了美国的蛋糕就可以了。这种两面的实用主义外交，也为英德法俄等国家所仿效。因此，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包括日本在内，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出面否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

1883年之后，美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涉及外交、宗教、教育、海关等诸多方面。例如，最早抵达朝鲜传教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安连（Horace Newton Allen，1858—1932），后来成为朝鲜国王极其信任的医官，并于1885年在汉城建立了朝鲜第一所西式医院“广惠院”，即现在位于首尔新村的延世大学附属的著名的塞弗伦斯（Severance）医疗院。安连对朝鲜当时的国际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与安连一样，大量的美国传教士从美国本土和日本、中国等陆续进入朝鲜传教和举办文教卫生事业，推动了朝鲜的近代化进程。例如延世大学前身就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1859—1916）于1915年在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儆新学校，到现在成长为韩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图17.11）。从长时段来看，因为美国文化影响的缘故，现代的韩国最终转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韩国也是到现在为止东北亚诸国中唯一一个彻底基督教化的国家，这与该国历史上彻底儒家化的朝鲜时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图17.11 　位于首尔新村的延世大学校园内的元杜尤讲堂。笔者2011年4月摄。这所讲堂建于1924年，前庭中有元杜尤塑像。延世大学是由美国教会支持建立的私立大学。

英美等国的驻朝公使，并不真正和商务委员陈树棠发生外交事务上的来往，而是同朝鲜新成立的统理机务衙门这个外交部门联络，事涉华商者，亦通过统理衙门经办。于是，天朝来使陈树棠就被晾在了一边，其尴尬地位屡遭英日同行的嘲笑。而陈树棠的应对之法，是拿出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为自己的权利合法性做辩解，讵料被指该章程前言明言只适用于中朝之间，不适合于其他国家。当时中朝签约之时的聪明文字游戏，此时真真是作茧自缚。对于此说不清“我是谁”的问题，陈树棠一再有尴尬和蒙羞之感，屡屡向李鸿章叫屈。

有鉴于此，1884年，在委派驻仁川、元山和釜山各口分所负责人的时候，陈树棠特意任命他们为“办理华商事务理事”，赋予其超出商业范围之外的外交事务的交涉权能。此外，“理事”和“领事”虽然在中文中发音相近，但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内部负责某务的主事者，后者是专办外务的外交官，而中国不能承认派往其属国朝鲜的官员是驻扎主权国家的外交官。因此，甲午之前，中国在朝鲜只有理事，而无领事，以昭显天朝独一无二的权威和中朝间宗藩伦理上的特殊关系。

与此同时，陈树棠在同美国领事富特和李鸿章商量之后，于1884年11月把自己的头衔修改为“总办朝鲜各口交涉通商事务”，管理权由此涵盖了外交事务。这个修改，陈树棠认为颇合两国“体制”，甚符“上国”官员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朝鲜自1884年4月派驻天津的商务委员、工曹参判南廷哲，对中国朝廷方面仍要称“陪臣”，此系典型的宗藩君臣用语，旨在保持宗藩礼数。

这回，陈树棠终于感到名正言顺了，但各国公使对他的新头衔不免心生疑窦，担心这是中国政府要控制朝鲜政府的表现。早年驻过北京的英国第一任驻朝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1828—1885），要求总理衙门解释清楚陈树棠究竟系“何等职衔”。总理衙门回复说：“朝鲜系中国属邦，不得比照驻扎各国使臣之例……（陈树棠）官阶既属道员，自与各国总领事分位相等。”这就是说，中国根据1882年中朝双边章程派驻朝鲜的商务委员，职位上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总领事。这就为日后中国驻朝委员的外交身份定下了基调。

1884年甲申政变与中日交涉：中国不败而败

好景不长，陈树棠担任新职务还不到一个月，就碰上了日本支持的朝鲜开化党人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等于12月4日发动的政变，时逢农历甲申年，故史称“甲申政变”或者“甲申革命”。开化党人占领王宫，挟持国王，杀死了李祖渊、赵宁夏、闵泳穆等倾向“事大”的亲华大臣，宣布废除中朝宗藩关系，并邀请日军进入王宫支援。当时日本驻朝公使是竹添进一郎，也是八年前陪同森有礼前往北京和保定，同总理衙门和李鸿章辩论朝鲜国际地位问题的外交官。但竹添和金玉均等人的革命，连同其日本部队，两天后就被清军统帅吴兆有和他的副将袁世凯、张光前击垮。一场刀光剑影的“三日革命”，遂告失败（图17.12）。

图17.12 　朝鲜官员卞元圭家中所藏的《甲申变乱事实》，记录了甲申政变的前因后果。卞元圭曾在1880年以别赍咨官的身份赴天津和李鸿章讨论朝鲜派学生到天津学习机械制造事宜。

中日随即展开外交谈判，并于1885年4月在天津签了个只有三项内容的专条：两国均从朝鲜撤兵，均不派员至朝鲜教练军队，如果朝鲜有重大变乱，两国或者其中一国派兵，要提前相互知照。通过第三款内容，日本取得了形势危急之下与中国同等派兵入朝的权力。嗣后甲午年日本以东学党之乱中国出兵为由，自己也派兵入朝，其法理依据便是1885年的天津专条。所以，就“甲申政变”后外交较量的结果而言，中国是不败而败，日本是不胜而胜，和同期中法在越南围绕中越宗藩关系而进行较量及外交谈判结果极其相似。这些例子均表明，中国当日并非是弱国无外交，而是无外交而弱国。

1885年10月，陈树棠以积劳成疾为由请辞回国，李鸿章上奏北京，推荐一直驻扎在朝鲜的补用同知袁世凯接任。在奏折中，李鸿章称赞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建议北京委之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之职，以便“略示与闻外交之意”“以重事权”。因袁世凯系五品衔同知，官秩较卑，李鸿章特请朝廷加赏品衔，以顺合要员身份。北京很快于11月初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钦差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赏加三品衔，以知府分发，遇缺即补，补后以道员升用。袁世凯就此擢升“升用道补用知府”。后来人们称他“袁道”，即指这个“升用道”的品阶。相对于前任陈树棠，袁世凯虽然官秩为低，但权能却大有提升：“钦差”的名号让他直接从中国天子那里获得了驻朝的合法性，而“总理”比陈树棠的“总办”的监督职能范围还要广泛一些，“交涉通商事宜”又赋予他监督外交和商业事务的权力。从此，袁世凯变成了钦命的袁总理（图17.13）。

图17.13 　身着清朝官服的袁世凯。图片来自康格夫人（Sarah Pike Conger）1909年出版的《中国来信》（Letters from China ）一书。

加官晋爵的这一年，袁世凯刚刚26岁，颇有一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这种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恰是已经在洋务场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李鸿章所需要的体制外智慧—借着此种智慧，可以减少一系列中朝旧例和中西新规的掣肘。李鸿章深知袁世凯为人处世的缺点，而且对袁也耳提面命过，但他十年来没有将袁世凯撤换，看中的恐怕就是袁世凯的这种双刃剑的作用。

袁世凯驻朝以及中国在朝鲜的最后十年

钦命的袁总理在朝鲜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最烦心的一条就是对外交同行们讲不清楚中朝宗藩关系，自己钦差总理的职位虽然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但实际操作上却不得不面对“我是谁”这一老问题。当时的汉城和北京一样，各国公使也组有公使团，通行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各国公使的名字、职衔等，均有对应的英文术语或者翻译。袁世凯也要遵从这一惯例，但他拿不准如何翻译自己的头衔，而这事关公使团对自己地位和管理权限的认知。

有鉴于此，袁世凯派手下一名在美国读过书的年轻助手，应该正是曾经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1862—1938），拿着名帖去美国公使馆，找到代理公使福久（George Foulk），问他的意见。福久建议译成“Charge of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即管理外交和商业事宜之意）。但唐绍仪不同意，提出一个词“Resident”（即驻员），并建议翻译成“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 Seoul”（即中国皇帝驻汉城钦差之意）。福久随后召集了英国公使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和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来讨论，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日本外交官读汉文和理解汉文都不成问题，所以这种翻译上的工作，其实是做给非汉语圈内的美英法等国的公使看的，而这也直接关系到西方对袁世凯地位的根本认识。最后，袁世凯采用了自家助手唐绍仪的翻译，并简化为“H.I. C. M. Resident”，嗣后名片上也开始印用这一名称。其实，这个英文翻译只传达了钦差大臣之意，没有解明其交涉通商的权责。所以，袁世凯并没有讲清楚“我是谁”这个问题，而他的公使团的同行们，干脆直接视他为“具有外交职能的中国总领事”。

袁世凯在上任之初，就向北京表示要力保中朝间的宗藩关系，保护朝鲜这方“世守藩封”的“东方屏蔽”，而他也的确是勤勤恳恳这么去做的。但也正是在这种体制夹缝里，他以中朝之间事有定制、礼有成例等等为由，每每拒绝参加美英日等公使在汉城的外交使团会议，在通行的外交规则之外独立行使一套只有自己才享有的宗藩规矩，甚至以钦差身份直接介入朝鲜政府的相关事务。结果，他的维护宗藩章法在别人看来成了特立独行和破坏朝鲜独立自主之权，他的钦差身份给他带来的礼仪优待也成了作威作福和有悖国际外交准则，最后不仅惹来英美日等外交同行们的猜忌和指责，更逐渐引起了对国家主权渐有意识的朝鲜政府方面的不满和离心。贵为天朝钦命总理的袁世凯，逐渐成了朝鲜外交舞台上最孤独的一个人。

这一时期涉及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是1887年朝鲜派全权代表访问美国，以及由此引发的中朝之间的礼仪争论，特别是袁世凯与朝鲜王廷之间的不快。自1882年与美国签约之后，朝鲜就一直有遣使赴美的准备，但碍于一系列问题并未能顺利展开。1887年，朝鲜国王在其美国顾问德尼（Owen N. Denny, 1838—1900）等人的建议之下，将遣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事情提上日程，于9月正式任命朴定阳为驻美全权大臣，预备克期赴美，同时任命赵臣熙为赴英、法、德、俄、义（意大利）等五国全权大臣。中国方面事前对此并不知晓，因此驻朝总理袁世凯与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对朝鲜遣使欧美之举表示了很大不满，原因在于欧美各国可以通过朝鲜驻外全权使节来否定朝鲜的中国属国地位，否定中朝宗藩关系，这是北京不愿意看到的复杂局面。

朝鲜方面对清朝的激烈反应并不吃惊，但在突如其来的压力之下，决定暂时中止赵臣熙赴欧，继续推进朴定阳赴美。袁世凯等人继续表示抗议，阻止朴定阳出使，刚刚出发的朴定阳被迫返回汉城待命。美国驻朝公使丹时谟（Hugh A. Dinsmore）对袁世凯提出抗议，同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北京对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在美国的外交压力之下，清廷最终同意允许朝鲜派朴定阳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出使美国，但在李鸿章和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的建议之下，为朝鲜赴外国使臣立了三个规矩：第一，朝鲜使臣赴各国后先行到中国领馆报到，由中国使臣带领引见该国外务部门；第二，遇到礼仪宴会等，朝鲜使臣在中国使臣之后；第三，遇到大事与中国使臣协商。这三款内容都是依照宗藩关系拟定的，但对朝鲜代表的窒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朝鲜公使在实际外交活动中并未照此实行。

1887年12月底，朴定阳一行抵达旧金山，次年1月越过大陆抵达华盛顿。朴定阳拜会了美国总统、国务卿以及很多官员，无论礼仪还是国书往复方面，都是以与美国独立的主权国家的面目出现的，并没有以李鸿章、袁世凯和张荫桓等人希望的中国属国身份行事。驻节华盛顿的张荫桓非常生气，一度要把中国的皇历颁发几本给朴定阳，宣明朝鲜仍是奉大清国正朔的中国属国。美国方面，自始至终都是将朝鲜视为一个在国际法上与美国平等的独立国，所以也不会认可中国方面强调的附属国的政治含义，不会因中国附加给朝鲜的任何条款而改变其对朝政策（图17.14）。

图17.14 　1888年朴定阳使团成员在华盛顿合影。

也就在1887年中朝为朴定阳赴美大肆争论的这一年，在汉城为国王出谋划策的德尼，写就一本小册子，取名《中国与朝鲜》（China and Corea ），于1888年2月朴定阳抵达华盛顿之后不久正式刊发。在这本小书里，德尼表达的一种总体的观点就是中国正在通过在汉城的代表以及其他手段将朝鲜变为自己的一个殖民地。德尼对中朝宗藩关系并没有多深的研究和理解，因此书中感情用事之处甚多，对他的美国同仁起到了诸多的误导作用。他的这本小册子立即被日本外务省翻译为日语，起名《清韩之关系》，后改《清韩论》，一度列为机密文书（图17.15）。这本小书也很快传到了美国政坛。1888年8月底，也就是朴定阳还在华盛顿的时候，来自德尼的老家俄勒冈州的参议员约翰·米切尔（John H. Mitchell）就在国会中展示了德尼的小书，并强调说中国正在毁掉朝鲜的独立自主，中朝之间的朝贡关系并不能否定朝鲜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云云。

图17.15 　1888年日本外务省翻译的德尼《中国与朝鲜》的手抄本，当时日本译名《清韩之关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可以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美围绕朝鲜的国际地位问题已经走入了死胡同。美国对朝政策并没有根本变化，依旧在朝美对等的框架内视朝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例如，1893年5月，美国芝加哥召开万国博览会，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朝鲜以独立的主权国家身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且在其美国顾问安连等人的指导之下，在朝鲜展厅展示牌上明确写着：“写成‘Korea’和写成‘Corea’都是对的，但前者更好；朝鲜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独立的。”朝鲜的英文名字由“Corea”日渐变为“Korea”，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而美国对这一改头换面贡献尤大。芝加哥的当地报纸也全文转述了朝鲜这种独立国的国际地位的描述，可见一般美国公众对朝鲜的理解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一侧，就朝美双边外交可能引发的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持有越来越多的戒备，也因此和美国方面产生了诸多外交纠葛，美国驻东亚诸国的公使开始被频仍地卷入中朝交涉。

在国际外交的大局面之下，一个可以逐步展开独立外交的朝鲜，已经距离中国越来越远。清朝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但无力回天。1894年7月18日，袁世凯奉旨撤回中国。7月23日，即日军在牙山偷袭清军并挑起战争的前两天，汉城的中国公署忽然遭到千名日军的围攻洗劫，存银被抢，国旗被夺，代理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唐绍仪从公署后院狼狈逃到英国领事馆，焚烧了机密公文（还有一部分文件留存在英国领事馆），随后辗转回到烟台，携回了袁世凯留下的“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关防大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在朝鲜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事业，就此灰飞烟灭。

东方的战事与永逝的藩属

德尼等美国人在朝鲜奋斗了多年，希望朝鲜可以挣脱中国的羁绊而获得独立自由，然而中国完全没有要殖民朝鲜的计划，中国对朝鲜的一切外交参与说到底是一种基于双方数百年的宗藩关系基础上的“字小”（即帮助和保护小国和藩属国）的表现，和英法美日的殖民路数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德尼等人完全看不懂。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势力开始退出朝鲜半岛，但历史事实证明朝鲜也顿时失去了长期依赖的中国保护伞，其幸运走到了尽头，日本紧锣密鼓地开始将朝鲜变为其殖民地。

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署，第一条规定了朝鲜彻底独立于中国，而实际上日本开始全方位渗透进朝鲜，并成立了亲日内阁，开始对朝鲜进行战略殖民。半年之后的10月8日，日本人冲进汉城王宫景福宫，将闵妃残忍杀害并焚尸。国王惊恐万分，很快携世子一起狼狈逃到俄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这就是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这一事件导致甲午战争后朝鲜的亲日派内阁垮台，亲俄势力上涨，直接加剧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的争夺。

1897年，朝鲜改为“大韩帝国”，国王称帝，早已被杀的闵妃也被册封为“明成皇后”（图17.16）。对这一由“大朝鲜国”而“大韩帝国”的变化，美英等国都予以默认，虽然各国都知道这个帝国实在是虚弱不堪，仅日俄两国的竞争就使其风雨飘摇。这个帝国所做的切实有效的事情之一是去中国化，包括拆除汉城西大门外的迎接明清中国敕使的“迎恩门”并改为“独立门”，拆掉皇太极征伐朝鲜后命令朝鲜国王在汉江之南三田渡地方设立的“大清皇帝功德碑”并埋入地下，开始大量使用本国语言谚文等等。也正是在这一轮持续的去中国化的过程中，韩国开始强调以檀君为韩民族始祖的历史叙述观念，日渐排除箕子由中国而东来建设古朝鲜成为朝鲜始祖的历史叙事。檀君故事在1910年日本殖民朝鲜之后，因反对日本殖民主义和争取韩民族独立而在韩民族中继续存在和发展，二战以后朝鲜半岛南北两地逐渐用檀君始祖故事完全取代了箕子朝鲜故事，高丽王朝于1102年在平壤建立的箕子坟也于1959年春被夷为平地。

图17.16 　1903年发行的“大韩帝国邮票”，面值贰厘。中间的老鹰左右印有“韩帝国邮政”的韩文和法文。鹰身上有八卦图案，一爪拿着地球，另一爪拿着剑；其下为木槿花图案，现为大韩民国国花。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主战场是日俄争夺有年的中国东北。在1905年5月27日的对马海峡海战之后，日方逐渐取得了战争主动权，俄国开始寻求和谈（图17.17）。美国对战争双方保持中立态度，但为了维护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而牺牲了朝鲜。1905年7月27日上午，美国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后来担任第27任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在东京进行了一场会谈，双方讨论了日俄战争以后的东亚形势。会谈中，桂太郎表示日本不会妨碍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而塔夫脱认可了日本殖民朝鲜对维护东亚稳定的重要性。双方在7月29日签署了一个谈话备忘录，但声明这不是条约。双方的备忘录于1924年首次被发现，虽然不是条约，但双方狼狈为奸并葬送朝鲜的外交阴谋是一目了然的。

图17.17 　位于日本横须贺市三笠公园内的“三笠”舰、东乡平八郎塑像以及东乡手书“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笔者2012年8月摄。“三笠”舰是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旗舰，也是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的坐舰。该舰由英国制造，是“无畏”级战列舰出现之前技术最先进的战列舰之一。1923年作为纪念舰加以保存。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之下，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缅因州的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签署了战争和约，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此即《朴茨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日本取得了巨大胜利。该条约的第二条规定，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绝对利益，俄国不得干涉日本对朝鲜的指导监护以及其他必要措施。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取得了俄国以及美国等国家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绝对利益的肯定。同年11月17日，日本将《日韩保护协约》强加到朝鲜政府的头上，正式将朝鲜变为了日本的保护国。美国对日本殖民朝鲜的行为完全予以默认，并和英国等国家一道，很快撤退了在韩公使馆。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当时的清朝已经风雨飘摇，完全顾不上昔日的属国了，一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轰然倒塌。

1919年3月1日，朝鲜汉城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朝鲜独立的运动，史称“三一独立运动”。在遭到日本的残酷镇压之后，一批革命志士跑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内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国政府并未正式承认这一临时政府，但鉴于中朝两国悠久亲密的历史关系和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共同目标，暗中大力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后来国共两党都对朝鲜独立志士和他们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很多支持，对他们在二战结束后回到母国继续开展斗争提供了若干保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保家卫国”的口号之下，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对手正是美国（图17.18）。1953年7月27日，朝韩中美等国共同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开启了一个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政治新格局。直到今天为止，中美两国仍旧是影响半岛局势的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了解19世纪晚期中美围绕朝鲜的若干纠葛，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

图17.18 　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断桥桥头上的“为了和平”群雕。笔者2015年摄。#高考人生始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