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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叶群印象,源自一张陈旧的影像,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幅画面,捕捉了林彪在公园中漫步的宁静时刻。他身着一件朴素的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寻常的帽子,身边陪伴着一位同样着装朴素的女性。他们如同寻常游客,自在地漫步,身边的警卫人员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在那个时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在公共场合俯拾皆是,毛主席的画像高悬中央,两侧依次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以及邓小平总书记的画像。这些面容对民众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与画报之上。然而,与那些其他领导人相比,陈云和林彪显得更为低调,公开露面的机会不多,至于他们的夫人,更是鲜为人知。
文化大革命犹如狂风骤雨,迅猛地席卷了整个国家,各地的学府纷纷响应号召,暂停了常规的教学,投身于革命的热潮之中。我所在的清华大学亦然,学生们奔走相告,领导无论身在何处,发表讲话时,总能见到他们热切的眼神和身影。鉴于我父亲昔日的军旅生涯,我对这些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紧随中央军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为军事院校学生和教职工举办的各类会议。每当这些聚会的消息传来,我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意外地邂逅了中央军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叶群。
1967年1月,我父亲不幸陷入连番暴力冲突的漩涡,遭受重伤,命悬一线。幸得叶群恪遵林彪亲笔所署的手令,迅速将他自绝境中解救,并妥善安排他赴西山疗养——此地昔为中央军委战时指挥中枢,亦系一军事禁地。我们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位领导作出的英明决断怀有深深的感激,同时对叶剑英的主动推动,以及叶群在深夜急赴总后勤部大院,毅然将父亲接出的英勇举动,致以崇高的敬意。
1967年三月末,周恩来总理及叶剑英将军等众多高层领导,齐聚总后勤部气派非凡的礼堂,召开了干部大会,正式对外公布了关于我父亲职务恢复的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决定。同年暮春,一个夜幕低垂的夜晚,我站立在总后勤部住宅区的大门前,一辆小型轿车突然驶来,缓缓停下。车窗缓缓降下,有人探出头来询问是否抵达了邱部长的府邸。在确认之后,我告知他们,我父亲此刻并未在家。接着,他们又询问我母亲是否在宅内,我回答说,她恰巧正巧在家。
邱会作与胡敏
转身走向车旁,他缓缓拉开驾驶室的车门,一位步履轻盈的中年女士缓缓走出,正是叶群。她的眼神锐利,瞬间锁定了我的身影。带着一丝好奇,她开口问道:“你是谁?”随即揭开了我的真实身份。我简洁地回答:“我是老二。”声音提高,向屋内喊道:“有人来了!”随后,我引着叶群走进屋内。见到门边的母亲,叶群亲切地问候:“我来探望你和孩子们,也想看看你们的家。”
在母亲的引导下,叶群细致地环顾四周,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感触:“没想到,你们的家竟然如此朴素。”她随即落座,与我母亲展开了热烈的交谈,话题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未涉及政治。她以纯正的北京口音,用标准的普通话娓娓道来,态度温和而亲切,言谈之间无不透露出无尽的善意。
叶群并未展现出中央领导人应有的威严与气度,她的气质却显得异常的和蔼可亲,仿佛是邻家长辈上门探访。时光飞逝,转瞬间不到一小时便过去了,她便开始准备离去。在她即将起身之际,我不禁从怀中取出自己的《毛主席语录》,诚挚地请求她赐予亲笔题字。我深知此举显得有些唐突,甚至略显冒失。然而,叶群对此并未放在心上,她接过语录本,在扉页上挥毫泼墨,题写了“读毛主席的书”,并在下方留下了“叶宜敬”的签名。我惊讶地发现,她似乎早已看穿了我的心思,于是她笑着解释道,这其实是她参加革命前的名字。
回望往昔,我对叶群的生平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她,1920年生于福建闽侯,出身于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世家望族。在她的孩提时代,父亲便引领她远赴京城,接受小学教育。她学业有成,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进入青少年时期,她开始接触并主动吸收革命思想。193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她毅然投身于“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次年年初,她勇敢地迈出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步伐,正式加入了党组织。中华解放先锋队她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38年勇敢地踏入了延安的圣地。她曾担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长的要职。她的资历之深,远超常人的想象,她无疑是抗战爆发前红军时期的一位资深“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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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八一建军节的脚步渐近,母亲带着我们离家,目的地直指毛家湾——那里是那位曾名噪一时的林彪将军的府邸。我对那片区域并不陌生,自从就读于与毛家湾仅一街之隔的北京四中,我时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那里。高考前夕,我选择了平安里医院进行体检,而这家医院与毛家湾林彪的住所仅有一墙之隔。体检期间,同学们纷纷热议,隔壁的邻居正是我国最为年轻且杰出的元帅、杰出的指挥家——林彪。
重返毛家湾,未曾预料到的是,平安里医院已然易主,其地已被中央警卫团的营房所取代。踏入庭院,叶群立刻热情洋溢地迎了上来,引领我们步入一间布置素雅的客厅。她向我的母亲表示,尽管与邱部长关系亲密,但与家人共聚的时刻实属难得,因此特意邀请我们,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直至后来,我方才得知,中央为强化军队领导,成立了军委“四人小组”——也就是军委办事组的雏形,成员包括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以及叶群。而我的父亲也因此与她并肩共事。
林立衡、叶群、林彪、林立果
“林立果,现居清华大学吗?还记得在四中不期而遇的那次邂逅。”他身着笔挺的空军制服,英姿焕发。我曾在北大阅读过关于他的文章,了解到他选择退学投身空军,这种勇敢的行为令我深感敬佩。
在母亲的亲切交谈中,九岁的妹妹也受到了邀请,加入了我们的对话。叶群关切地询问她在家的日常生活。鉴于从大学到小学,学校都已暂停授课,妹妹失去了正常的学习途径。她偶尔会与小伙伴们一同吟唱舞蹈,同时扮演着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角色。听罢,叶群转向一旁的林豆豆,建议为妹妹挑选一些有益的书籍,强调从小就要重视阅读和学习,以免让宝贵的时光虚度。
在叶群看来,“好书”一词所指,乃是指那些装潢典雅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诸多颂扬“红太阳”的各类读物。这些书籍不仅是忠诚的象征,更是那个时代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可或缺之物。每当旭日东升,民众便手捧《毛主席语录》,行“早请示”之礼;而“天天读”的活动,则鼓舞着人们深入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有时甚至需将某些篇章牢记于心。
数日后,我期盼已久的几部佳作如约而至。尽管它们的封面已被岁月侵蚀,显得略显陈旧与泛黄,但无一例外,它们均出自文革前夜的儿童读物。在这批作品中,《西流水村的孩子们》与《白洋淀》两部作品格外引人瞩目,而那些尚未完整的书籍,亦以其独特的魅力令人陶醉,难以忘却。《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抽起一本书,细致审视其书脊,竟意外地发现其上粘贴着专为公共藏书而设的编号标签。部分封面上,“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标识仍旧清晰可辨。
孩子们毫不犹豫地脱下脚上的布鞋,将它们轻轻一一摆放在村旁铁路的弯道铁轨上。这一巧妙的举动成功导致了日军疾驰列车的倾覆。因此,他们赢得了“抗日小英雄”的无限敬意。
自此,叶群陆续为我送来多本毛笔字帖,以及她亲手书写的条幅。其中,几幅条幅特别为我的妹妹精心绘制。尽管具体内容已渐模糊,但每幅都蕴含着鼓舞人心的箴言或古训。叶群的书法笔力刚劲,字形端正,初观似有柳体书法的风采。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严谨,初见便宛如一件书法杰作。然而,细加观察,我发现她在泼墨挥毫前,曾用铅笔轻轻勾勒出格子,书写完毕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抹去,仅留下少许铅笔的痕迹。纵然书法佳作非一日之功,需深厚功底,但叶群的专注与投入仍令我深感震撼。这段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墙上的,还是书页上的,那些激励学习的警句,无不源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当我首次见到叶群所书写的那些曾被指责为“四旧”和“封资修”的内容时,内心不禁涌起一丝新奇之感。自那以后,我特意搜集并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历史与哲学理论著作,使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没有虚度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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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激情四溢、变革风起云涌的时代,每隔三四个月,叶群总会满怀热情地邀请我们至她的宅邸,共度欢聚时光。聚会的重心便是观影,放映的影片既有我国电影界的杰出之作,亦不乏香港影坛的翘楚之作。在那个文革时期文化相对匮乏的环境下,这样的聚会对我而言,成了内心深处一份宝贵的期待。在悠闲的时光里,叶群与我的母亲谈笑风生,话题主要集中在生活与健康之上。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我的母亲与叶群的交谈显得尤为融洽和谐。
我所熟识的叶群,常以一身戎装亮相。犹记得一次,母亲对她那件衬衣的色调赞不绝口,叶群便毫不犹豫地解开了军装上方的几颗纽扣,巧妙地显露出一角,巧妙地展示了她那独树一帜的设计——原来那是一件无袖的“假领子”。她微微一笑,语气轻松地解释道,尽管这样的设计可以免去不少洗涤的繁琐,但在穿着时仍需格外谨慎,以免不慎泄露了其中的巧妙之处。
1968年的新春佳节之际,母亲携我们全家来到了叶群先生的府邸,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我们在客厅稍事休息,一名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踏入室内,与叶群先生低声交谈了几句。叶群先生随即转向我,脸上挂着微笑,说道:“首长有请,你不妨旁听一下,这对了解学校的情况大有裨益。”
“那样不好。”
在欢快的交谈持续了近二十分钟后,我的内勤同事悄无声息地踏入房间,温馨地提醒我,是时候悠享午餐的时光了。他手中托着一个堆满各式用品的大托盘,上面摆放着一只看似普通的保温杯、一块用于净手的毛巾,以及一整套完备的餐具。他轻轻地将保温杯放在茶几上,缓缓地揭开盖子,只见杯中泡着一枚软硬适中、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热气从杯口缓缓升起。
步入餐厅,叶群已优雅地入座,母亲与弟妹也耐心地等待着我的到来。餐桌上,四道色香味俱佳的佳肴已井然有序地摆放:青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炒白菜,还有那盘色彩缤纷、令人垂涎欲滴的红烧对虾。叶群微笑着说道:“既然是家人的小聚,咱们就无需过分拘泥于繁复的礼节。”豆豆紧接着补充道:“平日里我们难得能品尝到这么丰盛的菜肴,今天特意多准备了一些。”她指着那盘香气扑鼻的红烧对虾,眼中闪烁着几分期待。
随着夜幕的降临,回家的路途似乎变得更加漫长。叶群将我送到家门口,她的语气中透着温柔的关切,由衷地赞许道:“老二既通晓事理又聪慧过人。”我心中暗自琢磨,她这番话或许是在委婉地提及林彪刚才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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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保持距离,切勿给我带来任何不便!”清晨七点钟,我匆忙被送往西郊机场,踏上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的航班,从北京启程,目的地是广东的解放军四十二军。我以“程光”之音的韵律,为自己选定了姓氏,由此掀开了崭新的军旅生涯。
踏入军旅生涯,这一彻底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转折点,竟然与叶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真相,是在我日后的岁月里,才逐渐领悟到的。
江青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1968年4月5日的夜晚,江青在中央碰头会上突然出示一叠文件,声称:“邱会作之子已崭露头角,成为清华大学反抗中央文革运动的领头羊,理应被捕,并依法接受严惩。”在此之前,她曾多次采取类似手段对付“联动”红卫兵组织,拘押了包括董必武在内的众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并将他们囚禁于牢狱之中,遭受了残酷的折磨。
在江青的严密监督之下,叶群机智地答道:“老邱之子早已投身军营,远离了都城。”江青对此无以应对。后来我方才知晓,叶群曾秘密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取得联络,并叮嘱他告知清华大学的相关领导,不得对老邱之子进行过度的追责。尽管如此,我仍保持着极高的警觉,在部队中,除了师长和团长等核心领导知晓我的真实身份,其他官兵对我为何以大学生的身份突然加入连队一无所知。这种做法既保障了我的安全,又避免了特殊对待,使我能够在艰苦的部队生活中得到锻炼。尽管生活中充满了挑战,但与那些被江青点名将入狱的干部子弟相比,我的处境还是要好上许多。
自1969年起,我国高校的青年才俊们陆续加入了分配的队伍。在那个年代,我的个人档案与被分配至广州军区的同窗学子的档案并列,我们一同离开了校园,踏上了前往部队干部部门的征途。幸免于江青对学子们的大规模抓捕事件,我有幸安然度过了那段波诡云谲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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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半年之余,我调至团政治处,接任了见习宣传干事的职务。自那以后,休假的机会接连不断。每当假期归京,我便会抓住机会一两次,前往毛家湾进行拜访。通常情况下,是叶群邀请我母亲携孩子们同行,我们的活动以游历和观影为主。叶群对其他高级干部也颇为礼遇,其中包括多位来自各地的军队领导及其家属。每当我与叶群相聚,她总是热情地与我交谈,关切地询问我的军旅生活以及部队的最新情况。
1970年七月尾,正值休假之余,我重返北京,开始着手处理与军方相关的事务。归家之后,目睹母亲拿起电话,轻拨北戴河的号码。电话那端,母亲与叶群一家畅谈甚欢,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我哥哥的婚事。
我的未来嫂子名为张克非,她的父亲,煤炭工业部的部长张霖之先生,曾在我国家喻户晓。然而,他在1967年“一月风暴”的动乱时期不幸遇害,遭受了矿业学院造反派极端残忍的迫害。他的遗体上留下了累累伤痕,后脑处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空洞,额头上的裂痕清晰可见,伴随着明显的凹陷,全身遍布着各种伤口,总数超过三十处。特别是背部,那些被利刃逐一割开的伤痕,其残酷程度堪比“千刀万剐”。中共中央的文件明确指出,张霖之先生是“刘少奇在煤炭战线的代表”。但造反派却无端宣称他“自杀”,以“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将他诋毁。
在文革的烽火硝烟中,那些英勇捐躯的烈士们离我们远去,然而,我耳边似乎又回荡起了那熟悉的话语。我的友人,王秉璋的一位子女,曾向我提及,林彪曾这样对王秉璋说道:“无需畏惧那些造反派!张霖之敢于直面他们,却因之不幸丧生。”忆及解放战争时期,王秉璋曾担任第二野战军第11纵队的司令员,而张霖之则是该纵队的政治委员。即便张霖之并非林彪的直接部下,林彪的这一言论也足以看出他对那些遭受造反派迫害者的深切同情。
尽管如此,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哥哥的婚事似乎陷入了僵局,原因在于他因鸣不平于一位曾得毛泽东亲自点将的部长而卷入其中。然而,随着1970年夏日脚步的临近,局势开始出现转机。父亲倾尽全力,叶群也伸出援手,他们携手成功地说服了周恩来,通过“内部结论”这一途径,妥善地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难题。
“张霖之同志在武斗与逼供的动荡岁月中不幸离世……张霖之同志的牺牲,理应被视作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他的家属与子女理应免受任何牵连。他们应当如同革命干部的家属一样,得到周到的关怀与妥善的对待……”
破晓之际,六点稍过,我抵达了西单附近的张宅,坐落于29号的小酱房胡同。当时,胡同依旧静谧,空寂无人。宅门久久无人应声,我只好翻墙而入。小保姆见到我后顿时慌乱,急忙为我打开宅门。藏在屋内的张部长夫人李蕴华闻声而出,她原以为发生了不测。我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姨听后情绪激动。待她情绪稍微稳定,她提出疑问,为何指示中未直接提到“平反”,而是未明确称“张霖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我依照父亲的教诲回答,这种表述本身便蕴含着平反的意味,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在踏上归途的途中,我不禁将李姨那句“不够扎实”的提醒,转告给了我的父亲。
“恳请总理亲笔审阅并给予指示。”周恩来这样说道,“绝不允许孩子们的婚事因此遭遇任何阻碍。”言罢,他立即抓起笔,迅速记录下了一张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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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七月,随着夏日的尾声渐近,我再次踏上了归家的路途。团里选拔了一位干部,他来自东北的辽宁,家中的一些情况急需外部调查以正本清源。依照常规,此类事务通常在干部出差或探亲期间得以妥善处理,然而这一次,部队却指派我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完成既定任务之后,我有幸得到了休假的机会,并在归途中在家多逗留了数日。我发现,母亲时常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通话内容多围绕林豆豆的婚事展开。8月4日,母亲突然告诉我,叶群即将从北戴河归来,为了拜访她,母亲和父亲决定一同前往。在旅途中,父亲与母亲商议,鉴于自己手头尚有要事待处理,决定先行离去,并叮嘱母亲稍作停留,以免有失礼数。果不其然,父亲抵达后,仅仅与叶群简短寒暄了几句,便急忙离开了。
叶群向母亲透露,豆豆已觅得一位理想伴侣,对方正是广州军区第四十二军的医务工作者。她提议母亲应更详尽地了解这位军医,尤其是其专业水平。我主动宣称自己是四十二军的一员,叶群的脸上浮现出疑惑,似乎在思考我们之间是否有什么隐秘的联系。
林豆豆、叶群
林豆豆陪伴一位青年同行,叶群随即向我们介绍,他便是广受好评的小张医生。一番交谈后,我惊讶地发现,他竟是我所在的一二四师师医院医务所长。尽管我在下级团中履职,但我们的所属部队却同属一个师。初次与他相识,他给我的感觉是异常朴实与敦厚。
经过一番对话,叶群巧妙地引出新的议题,我的母亲随即与张医生深入交流起病例。张医生沉着应对,从容不迫。她特别对张医生的临床经验表现出浓厚兴趣,便询问他是否遇到过治愈罕见病例的经验。张医生回想起一次巡回医疗的经历,讲述了一位因腹部剧痛而生命垂危的老妇人。尽管体检结果显示一切正常,病人却情绪激动,沉默不语,家属们悲痛不已。经过仔细询问,得知病人在与子女争执后突然发病,尽管多方治疗无效,药物也无法缓解病情。于是,张医生决定采用针灸治疗,不久后,老妇人腹中传来了咕噜声,排出了一些气体。叶群好奇地问:“那是什么声音?”张医生欲言又止,我母亲解释说那是放屁,在中医里叫做“虚恭”。张医生略显尴尬地回应,表示经过治疗,老妇人的腹部情况有所好转,最终能够自行回家。我母亲评价道,老妇人因情绪激动,导致肠道蠕动受阻,从而引起气体积聚。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疏导变得极为关键,针灸治疗起到了辅助作用。她称赞张医生的诊断精准,用药恰当。
母亲对叶群言言道:“小张在西医领域根基深厚,并且对中医亦有所涉猎,尤为难得的是,他具备非凡的悟性。成为一名卓越的医生,这无疑是关键所在。”叶群闻言,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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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那突如其来的“九一三事件”残酷地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我被强制押送至广州,不得不投身于所谓的“学习班”,却在那里遭遇了无情的审问。与我同行的,是我们团中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孙姓副连长,他当时在三营炮连担任副职。我对他的记忆始于1968年入伍时他英勇的身影,以及他担任班长时的卓越表现。我还清晰记得,有一次上级部队进行实弹射击的检查,他……82无后坐力炮战果颇丰之际,一位首长将视线投注于三四百米开外一棵孤立无援的树木,挥动手势下达指令:“摧毁敌人的‘火力点’。”随着一声炮响,火光冲天,那棵树木随即应声断裂。不久,他迅速升任排长、副连长之职。至于他如何与“九一三”事件扯上关系,我实难想象。在那批斗不断、充斥着“划清界限,彻底交代”狂热氛围的日子里,他只能无奈地苦笑。经过十几天“学习班”的磨砺,幸亏在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访问广州之际,他向军区首长力陈:“不得对他们动手,对待孩子们要一视同仁”,这才使我们得以重返部队,恢复原有的职位。
自那以后,我与那位副连长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彼此坦诚相待。出于好奇,我向他询问,为何他会遭受如此不公的对待。他向我娓娓道来,这一切都与他的亲戚叶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九一三”事件爆发以来,林彪及其家族成员无一幸免,均遭受了严格的审查。这种基于血统的严厉追捕,不禁令人震惊。直至他进入“学习班”,方才恍然大悟,自己遭受的指控,竟然源于自己的出身。叶群的胞弟于1936年投身革命,1949年晋升为解放军师级指挥官,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的遗孀当时身怀六甲,生下遗腹子后,改嫁给了孙姓干部。母亲始终未曾向孩子透露过这段历史,外界对此“秘密”也一无所知,孩子一直误以为继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揭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对其进行了法律上的惩处。
我向他询问,他何时首次遇见叶群。他回忆说,那是在1966年寒冷的冬日。当时,他正就读于中学,因与北京有联系而举目无亲,陷入饥饿的困境,几乎沦为了街头的流浪者。在一处收容所中,他拨通了远在故乡的母亲电话,希望能被接回家。第二天,一位军人前来,将他带到军队招待所,为他提供了食物和住宿。在准备送他回家的过程中,那位军人耐心地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注意到一位妇女经过,默默地注视了他许久。当他转身回望时,她却悄然离去。不久后,她再次经过,眼中透露出几分依恋。尽管这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他当时并未确认那人的身份,但后来他才发现,这次偶遇竟然是“与叶群的秘密会面”。
这番言辞触及了我内心深处的敏感弦。叶群即便未获养父准许,亦忍痛割舍了寻亲的渴望,不愿打扰母亲与养父一家的宁静与和谐。尽管调查人员心知肚明,早年的遗腹子与二十多年后的“九一三”事件毫无瓜葛,但他们仍旧将他无端牵扯其中,仅是为了向上级邀功,夸大清查工作的全面性。相较那些随意揭开他人不幸过往的人,叶群的做法更显令人钦佩,因为她至少尊重了他人的选择,并展现了她的深切同情。
这位副连长,虽然品性高洁,却不幸蒙上了“政治历史”的阴影,因此受到了退役的惩处。在即将离开军营的前夕,他与我秘密会面,向我倾诉了他的困境与无奈。尽管他的养父身为军级干部,却无法为他这位儿子分毫助力。他迫切希望寻得一份理想的工作,却屡遭波折,最终在老战友的帮助下,被安排至西北某城市从事工人一职。我安慰他,他已经足够幸运,至少比我强,他有家庭,有疼爱他的父母。而我,却对父母的生死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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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漫长篇章终于缓缓合上,经历了十年的风雨飘摇之后,我有幸与父母及那些在磨难中幸存下来的亲朋好友重逢,林豆豆也在他们之中。回想起1988年,父亲从西安的“保外就医”地归来,特地返回北京探亲时,林豆豆特意前来拜访。在深入的交谈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提及了叶群。在那场前所未有的批判狂潮中,叶群被普遍视作最恶劣的女性,被怀疑为敌方派来的潜伏特务。然而,林豆豆透露,叶群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朱德亲自为林彪牵线搭桥的产物,尽管叶群本人并不愿意,但在毛泽东等人的劝解下,她最终还是屈服了。我深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谓的“劝解”,往往意味着“组织安排”与“强制”的同义语。
在与父亲的交谈中,豆豆不经意间敞开心扉,提及了叶群的失当之举,而这出乎意料地触及了父亲的心弦。
林豆豆
父亲巧妙地避开了这一敏感的话题,转而交谈起了其他内容。正当林豆豆即将踏入人生新篇章之际,父亲似乎有意与她进行一场私密的对谈,我便适时地退出了。豆豆离开后,我怀着好奇之心询问父亲,试图了解他心中所藏的何种心事。父亲直言不讳,指出某些话语私下里对豆豆来说或许更为贴切,他坚决反对豆豆将责任归咎于母亲,认为这是对父亲的误解。
经过向父亲征询意见,他提出了三点见解:首先,他明确指出,尽管叶群身上存在一些瑕疵,但她无疑是“九一三”事件的受害者,而关于事件的真相,时至今日仍旧扑朔迷离。众多指责均未能提供确凿的证据,因此不能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叶群。其次,针对豆豆对叶群与江青之间频繁往来的不满,父亲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他指出,这种情况主要源于周恩来的指示,叶群受命搜集江青方面的情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势,并为周恩来在此事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先前已明确指出,叶群与江青频繁密谋散播诸多荒谬不经的言论,这些行为屡次引发广泛争议与不安情绪。
父亲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叶群与江青虽同受一种执着于细节的顽疾所扰,但在处理问题的态度上却判若两人。江青性格直率,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何种时刻,都勇于直言不讳,且乐在其中;而叶群则显得更为谨慎,只在信任之人面前敞开心扉,言语之间亦能恰如其分。
父亲娓娓道来,叶群性情如火,真诚直率,才智出众,记忆力非凡,与人交往总能保持和谐,举手投足间无不流露出得体与优雅,与江青那般蛮横无理的恶女人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叶群的不足之处在于,她未曾经历长期党内斗争的洗礼,也未在领导岗位的艰难中锻炼过,性情中时常显现出琐碎与多言。父亲语气温和,宛如在讲述一位相识的普通人。
我指出,关于叶群导演“九一三”事件的看法,在社会上颇为流行。但我的父亲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他坚信叶群至多只是对身心状态不佳的林彪产生了一些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她封闭了某些言论渠道,使得林彪与实际情况产生了脱节。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叶群的视野与深度有所不足,这不仅对林彪造成了影响,也波及到了他们自己。然而,必须强调,这种影响并非是导致“九一三”事件的决定性因素。
我询问父亲,他究竟向豆豆转达了哪第三个要点?
他私下里轻声对豆豆说道:“叶群是你的亲生母亲,你无需对她怀有怨恨。”
父亲的这些家常谈话,触发了我深度的思考。“九一三”事件,这桩历史悬案,探寻其背后的真相,对于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的诸多人物至关重要。他们同样是拥有情感与欲望的普通人,不应轻易被贴上“政治小丑”的标签,随意作出评判。庆幸的是,那段历史并未完全消失,仍有少数当事人亲历并见证了那段历史。在历史研究的旅程中,我们不应依据既有的模式对他们进行主观的贬低。对于叶群,我们更应致力于还原她的真实形象,洞察她的真实面目,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领会。